公共藝術策展作為都市設計的取徑

朱百鏡(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博物館開始將作品放置於公共空間的同時,藝術介入空間的討論便開啟了。這個討論的問題十分龐雜;包含了材料、場域、政治性/公共性的討論。以都市空間的觀點重整這些作為;「建築性」的想像,透過都市設計的功能性需求重新檢視當代藝術的意涵,作為本論文所關注的焦點。

作品的典範轉移可以從兩個向度進行思考。由當代藝術的流變中,作品的形式與創作內容有了清晰的脈絡,情境主義國際透過對於「公共」的理解,除了讓創作的內容回到日常生活,也嘗試藝術創作之外的作品形式。這樣激進的實驗影響後世對於創作的理解:內容上,政治性/批判性的題材讓藝術創作對抗國家與資本的均質性操作,藝術創作開始重視個別/特定集體的需要。形式上,他們不拘泥於形式並且改變了創作物質性的定義;包含激烈的政治手段都成為了創作的方式。

「新類型公共藝術」一詞的出現說明了形式與內容的階段性意義,用以與傳統的創作思考之間有所區隔。作品敘事轉向關注個別的、特定的小敘事,個人的敘事路徑(path)說明了一種對立的歷史觀;形式上,新類型公共藝術更加關注創作物件背後的(社會/政治)功能性。藝術的功能與審美的價值,由視覺功能性轉向實質功能性背後的象徵。至關係美學之後更加限定了創作中價值觀的動向。

然而這些討論都說明了藝術/當代藝術/公共藝術/公共的藝術之間的差異。建築性的討論,所關注的是這些作品敘事背後所意涵的空間效能:《巴黎,現代性之都》一書中描述現代城市的形成脈絡,相對於透過生活實踐、有機形成的都市形式,國家主宰了空間的構成:象徵國家權力至上的筆直街道、都市節點與廣場,架構起整個城市的樣貌與規模,同時也成為現代主義建築師的典範。

Kevin Lynch 系統化的經驗知識對此提出形式性的批判。而後對於地方感的建構,空間專業者的自我反省中,自身功能的轉變已由原本國家與資本支配權力的幫傭,轉變為地點意義的探索:建築師曾經從生產形式上瓦解我們對異化都市的認知,試圖在既有的空間結構中透過地方感的建構,「意味與展露」(significance and unfoldingness)達到人文主義價值下的社會建構。

一、從「城市雕塑」到「參與式創作」:談創作內容與形式的解放

「城市雕塑」用以作為都市的節點是都市設計中常用的手法。早期都市運用城市雕塑與城市節點的組合,在都市中製造強調國家與統治者意圖的敘事空間;於都市形式而言,這樣的節點配合廣場與軸線的設計,用以作為都市形式的元素之一。藝術創作作為空間中被設置的「物件」與敘事內容,配合了空間專業者在國家想像下的都市形式,成為現代性都市中的基本性結構與意義製造的工具。

當代藝術的轉型,於內容而言,城市中所被放置的物件不再是以國家與政治為主題的創作,轉向生活經驗的發現與敘事;形式上,原有以雕塑為主體所圍塑的場域也因為創作類型的轉變而有所不同,更多街道傢俱、建築物本身與空間裝置等創作形態,在過程中被當代藝術實踐者宣告為藝術作品,其原因來自置入空間中物件的敘事性格,透過自身的發言與環境、觀眾溝通,達到藝術創作作為空間文本的閱讀經驗。

以台灣經驗而言,建築專業經歷了左翼思維的洗禮。「社區總體營造」之後,空間專業者給生活空間留下了形式上的啟發:空間專業的實踐內容由原有的支配性地位轉變為生活中「意義」的發現與組織;居民自覺的操作方式中,民眾參與成為一個共通性的名詞。我們也過去的操作中看到各種有效程度不同的參與形式;「參與」有其文字上的共通性,然而我們對於參與形式並沒有內容上的共識;參與成為各種不同由公部門策動的空間實踐中,必要的社會形式。

這層關係建構主要回應的是,藝術創作如何透過作品形式與機制,用以組織觀眾之間的集體感。藝術家與藝術作品作為一個平台,觀眾透過自身投入藝術創作的機制與內容,在過程中「意會」自身勞動與作品所試圖訴求的空間意義之間的關係,並透過意會的過程,達到藝術家對於空間政治與歷史計劃的批評與回應。

二、都市中公共藝術策展的分析性架構:

都市中公共藝術策展的分析性架構

以第一象限而言,作品內容透過象徵性、神秘性意義造成觀眾與作品的閱讀斷裂,而在形式上採取非視覺經驗的創作。第二象限中,作品內容以地方經驗、個人經驗為主體,講求地點經驗的不可複製,同時在形式上並不侷限於視覺經驗的創作。第三象限中,作品的內容講求地方的特殊性,然而採取傳統的雕塑與物件形式呈現。第四象限中,作品內容採取象徵性、重複性策略,並且在形式上採取保守的視覺互動形式。

作品落點可以看出策展類性。其中「美術館體系」的策展方式,作品多半座落在第四象限,而以「在地創作」作為空間生產前提的策展作品,多半座落在第二象限。作品「群聚」的意義在於透過個別作品的屬性判斷下,給予策展內容與策展形式理論上的歸納與判斷。作為分析的依據,本圖表試圖建構一方法論下的研究工具,用以在面對個別作品時,以作品內容與形式進行作品屬性的判斷,並且作為研究訪談時的提問與分析工具。

三、產業化的迷思:談台灣斷裂的創作現實

  1. 「印痕(engram)關係」—對城市雕塑的批判
  2. 物件對於藝術專業而言,賦予了過多的「象徵性意義」:物件的生產過程中,意義的聯結透過了象徵的手段,物件的使用價值在於物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聯想思辨,透過觀眾對於形式的聯想力,物件產生了自身的存在價值。然而空間專業則是透過物件的功能價值來強調自身參與空間的作用;觀眾同時成為使用者,在使用過程中,物件實質的提供對於都市需求的反證,而觀眾透過使用經驗的差異,讓物件賦予對都市的批判性價值,物件在都市空間中產生了意義,並且改變或型塑了都市意義。

    「藝術的無用性」造成公共藝術設置中,藝術專業與空間專業對於形式觀點的分野。而關於與環境的對話中,藝術家與建築師則是有著相同的立場;即是透過自身與作品的參與達到都市意義的改變。手段的不同,實質上說明了學科之間的意識形態問題。藝術學院所採取象徵性的手法,賦予物件符號的意義;然而現代主義藝術中,符號與符號間的複雜關係,與其說是開放觀眾詮釋,倒不如說是觀眾與作品之間產生了解讀上的距離;於是作品的設置最後成為「美化」空間的工具,讓藝術家的意圖與觀眾實際的作品認知產生了斷裂。

    透過「使用」而建構的作品關係說明了新類型公共藝術的走向;意義的產生,是藝術家與參與者共同找尋下的結果。擴大解釋使用的價值,則是新類型公共藝術中所強調的「互動」:觀眾與作品之間的互動關係分化為更多不同的層次,視覺的經驗不再是單一的互動方式,更多身體的經驗作為互動的方式;象徵性的「意會」不是新類型公共藝術中所訴求的互動方式,身體的勞動與意義的內化成為新類型公共藝術中所採取的手段,觀眾在作品閱讀的過程中將找尋作品的意義,並將意義內化進而從事生活經驗的改變,是新類型公共藝術所欲生產的作品過程。

    然而美術學院的訓練中,作品類型的轉變成為藝術介入空間最大的門檻。於是多數具有象徵意義的物件放置於空間中,作品意圖與居民理解之間的斷裂,造成作品在都市中的實質意涵,其實是作為一個美化空間的物件式思考。

  3. 「動員機制」與其延伸性意義
  4. 形式性的過程,讓參與形式與作品內容產生脫節。藝術家在作品中宣稱的作品意義,乃是透過共同操作建構的群體對於作品中宣稱的內容的認知,達到都市意義上的實質改變;然而對於作品物理形式的過度關注,讓作品與意義之間產生斷裂,同時作品的宣告也被視為無效。作品的意義停留在物件形式,最後透過作品於基地中的設置,留下都市中的視覺經驗,用以象徵作品所欲表達的企圖內容。

    這是透過教育推廣達到的政治性目的;這裡所謂的「政治性」,是一種介入方式的演練與想像能力的建構。於是談論到動員的意義中,參與所希望對抗的是一個清晰的主體與主題,乃是國家機器對於都市的操作之下,都市意義的改變對於民眾生活造成歷史性的斷裂:作品有效性的關鍵來自作品內容所意涵的「教育推廣」,是否透過作品過程實質的改變參與者的心智狀態?這對於公共藝術設置作為都市意義的轉變而言,作品的功能並非物件的生產,也不是社區集體的構成,延伸性的議題來自於都市中的紮根教育。

    另外,民眾具有其自身原有的人際連結,而這個連結是一個既定的存在,如學校的動員一樣,這說明了藝術家對於「集體」的建構不意味著作品的公共性;而作品的公共性來自於作品所透露的訊息,在動員機制中直指教育的內容。「延伸性」指涉的是社區主體性的建構:作為社區居民在現代生活中的另一種結構性的選擇。

四、邁向跨域合作:從「地點感」談公共藝術的功能性想像

  1. 地點意義的聯想:作品作為「都市縫補」的功能
  2. 都市活動的區塊具有其自身的特定性,無論透過「計劃」或是「實踐」生產的空間形式都具備這樣的特質:人與都市物件之間所產生的互動經驗製造了場域,提供都市空間的使用價值。然而計劃與實踐所生產的空間形式差異在於:計劃想像空間中活動的可能性,透過空間的支配權設置空間中的物件,用以與空間經驗者產生互動。然而真實的空間情境中,物件的有效性來自於物件是否透過使用經驗進入空間經驗者的生活結構。

    對於物件的真實意義透過了使用價值進入空間使用者的生活結構情境而言,計劃思維之下所設置的空間物理形式,達到了計劃預想中的使用價值,然而計劃意圖中的支配觀點則具有其有效性,但同時也著重於其自身所攜帶的支配性,成為空間經驗中的疑點;若物理形式並未實質的改變使用者的生活結構,物理形式則宣告無效,計劃的支配價值則不如歷史行動者的預期。這樣的矛盾產生於都市空間中,計劃的想像在生活結構中拉扯,唯一可以說明其支配功能的合法性,在於計劃想像下的空間功能,是否合乎空間使用者生活情境中的需求。

    空間專業者的空間營造,在於透過參與機制尋求空間支配功能的合法性。然而場域之間的銜接,並非透過場域自身的擴張而產生;空間活動具有其飽和度,甚至是受到空間物理形式的限制有其限制;對於都市整體的意義與功能而言,「形式」意味著空間場域的建構,然而對於都市整體意義的型塑,是透過場域與場域之間用以串聯的系統形式得以讓都市空間被視為一個整體性的架構。

    於是都市「節點」的營造,需要路徑與引導性功能的形式加以輔助,用以製造意義的連續性與延伸性。都市過程中的都市設計手段,節點的實質意義在於意義的找尋,而系統性的架構,則是意義與意義之間的閱讀機制,在延續性的閱讀經驗中,不同意義的串聯形構社區/都市意義的整體,亦或由閱讀經驗的不同途徑,說明社區/都市意義的改變,用以達到都市變遷的目的。

  3. 生活場域的建構:臨時性作品配合活動形式作為「節慶」中的差異地點
  4. 公部門對於作品設置的想像引導藝術家進行作品內容的改變,臨時性作品設置於空間中,動機除了是對於活動與造勢的實際需求外,作品配置密度的考量中,公部門試圖透過臨時性作品在節慶中的設置,試圖製造地點的時間性意義。

    於是作品在都市空間中的實質意義,由藝術家對於作品意義詮釋中的象徵性意圖,轉向作品自身作為地點的象徵性意義,意即作品在都市中的物理形式。而這樣的作品生產,在都市空間中的意義直指都市節點的製造;無論作者宣稱的象徵意義與作者欲達到的象徵功能,對於都市功能而言,在效果上都是無法考證的。於是物件所遺留在都市空間中的實質價值,則是透過物件自身所製造的功能性場域,用以製造都市中的節點,並透過物件週邊空間的營造,達到物件的使用價值。

    此時作品試圖製造的敘事,與作品試圖製造自身與觀眾之間對話的工作,則退居次要角色:作品的展覽策劃對於都市空間的積極性意義,在於透過作品的設置製造地點中的活動,並透過活動與活動之間的串聯共同營造都市空間與空間之間的暫時性與永久性系統,並且透過系統所提供的都市功能,造成都市意義的確立與改變;於是藝術家進行在地創作的過程中,策展人的重要工作在於,如何分配空間中所能提供創作的養分與議題,同時在展覽路徑中將作品串聯成展覽的形式與意義。

  5. 潛在集體的觸發
  6. 藝術家在參與公共藝術設置過程中,有一個部分的工作來自於對現有生活空間內容的建構。這個建構透過公共藝術策展的整體加以連結,而使閱讀者對於真實空間的獨特性有所認知:細碎化的空間經驗考察,來自於策展人與藝術家對於個別地點所給予情感上的特殊指認;透過指認,藝術家得以將空間的內容轉化為藝術創作的啟發。

    相異於計劃下所生產的空間形式成為異端,相對於這個美學價值下的對立面,原本是來自於居民透過生活而建構的空間形式;然而對於這樣的空間美學形式,拓寬的目的是透過形式的支配權力破壞生活美學,得以讓都市之中產生一種絕對且單一的美學價值。公共藝術節所製造、切斷並對立於真實的時間經驗中,當代藝術的實驗性質,除了在作品設置的過程中建構了特定地點中尚未形成的集體,同時,有效性在於回饋公部門與空間專業者對於空間使用的想像。

    新類型公共藝術中,觀眾與藝術家之間的創作對話關係已經被建立。此時可以考察的是這個形式的延伸性意義:對於社區工作而言,創作的操作形式成功的引發事件與話題,讓潛在於社區中的集體現身於公共空間中。這個「集體」,如前述,是一個分散於社區之中,既是實質的存在,但又有微弱的組織性架構的存在。

    「事件」在傳統的生活空間中製造了居民結構的平台;透過事件,空間中的人際關係重新被組織,透過政治立場的表態,組織起被建築物「物理形式」所區分的、無法追蹤的人際關係實存。然而對於這個實質意義的社區存在的考察,藝術家在空間中製造「事件」作為公眾的平台,試圖在作品中提示社區組織的根本意義。

  7. 作品建構特定地點中的主體
  8. 集體的瞬時標示了兩個層次的意涵。這些人的集中意味著一個階級的建構,而作品的內容則是這個集體的特殊性與差異性的描述;透過作品而發生瞬時的集體,意味著透過作品而發生空間中的階級分化。虛構的圖像化過程中,複雜的生活圖層整體,被作品所定義與抽取;生活經驗得以與歷史的計劃對立並且銜接。

    廣義的觀眾定義下,意識到這樣的對立關係需要一些基礎的知識背景與對於藝術創作的閱讀能力。對於藝術家而言,觀眾被定義在其所組織的瞬時集體,與這個集體透過生活關係所建構的觀看模式:作品的內容不再為了毫無限制範圍的群眾而服務,「審美」的標準來自於陳述這個生活經驗內容的真實性與藝術家的再現能力;這個創作的意義對於多數觀眾而言,將停留在一個「表層」的象徵意義對立上。

    「審美」意涵著更為細緻的內容審查:觀眾被鎖定在與作品有所指涉的、被分化出的集體,文件作品的真實性則是被一種共同生活經驗所構成的價值標準來衡量。「細緻的差異性」在衡量過程中出現:只有共同生活經驗下的閱讀者,得以分辨意識形態對立之外,來自「自身生活情境」與外來論述之間的差異性,用以建構地方的歷史與論述。

    藝術家透過集體的建構,所引發生活內容的指認,其實質意涵是對於都市生活中真實內容的陳述與再現。而細緻的觀察與參與過程,更讓這樣的內容得以深化並且受到受訪者自身的內化;參與的意義並非單方面的在於集體的建構,而更積極的任務在於集體建構後的文化主體性建構;文化主體性關乎的是認知問題,透過細緻的考察與參與過程中,認知問題將脫離意識形態與架構的層次,轉向自身文化主體性的內容建構。審美背後的意涵是內容性的價值,透過內容的建構過程,認同與認同之間的美感經驗同時被作品內容言明,成為特定地點中特定族群之間的認同;相異於籠統的性別空間議題,自身經驗造成與其它地點類似議題的差異性,同時,這個差異性成為特定地點中的特定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