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公共藝術
王中（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2008北京奧運會、2010上海世博會雖然已經結束，但是這兩個重要事件帶給我們的是一個國家早期崛起的座標。對於城市文化的建設者而言，帶給我們更多的是深深的思考。在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的大舞臺上，中國公共藝術理應得到一次良好嘗試的契機，可是，我們並沒有發揮出這個契機所應延展的文化影響和主張，究其原因在於理論與實踐的時間差，在於對公共藝術“誤讀”而帶來的歷史局限。
中國當下的城市文化問題是一個悖論，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兩難，即精神在物質的高速發展中停滯，文化在商業的繁榮中沉淪。
一、被誤讀的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是舶來語，是為大眾生活提供藝術化場域的空間形態藝術並使之具有文化的生長性。在國外，這個詞語也是隨著現代到後現代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才被確立下來，它經歷了從建築物上的裝飾，繼而變成被拆解下來的物化產品，到後來成為主要為了構造公共領域的文化場域，慢慢的從“依附”走向主體。
我採用“誤讀”這個詞語，首先因為這是一個引進的概念，這概念本身就比較含混，在眾說紛紜之中，我們任何一個單視角的解讀都是一種誤讀。大陸接觸到這一概念的背景恰逢中國超快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殊階段，使得我們開始這一場觀察既是從局部展開的，這是決定“誤讀”的前提。本文著重於中國近三十年來公共藝術發展的梳理，希望通過一種個性化的解讀方式，或者說我個人的“誤讀”方式，去展現當代中國的公共藝術旅程，更希望以此為探索中的中國當代公共藝術進程建立一份客觀的時間表。基於我國特殊的歷史機遇，以我為主地進行創造性的探索，其目的是希望構建一種昇華了的“誤讀”，為世界公共藝術的發展提供新的可能。
二、中國公共藝術在誤讀中行走的三十年
中國大陸的公共藝術在開始的朦朧時期，較多是來自臺灣的資訊和影響，也幾乎與臺灣的公共藝術建設同步發展，所不同是臺灣很快由文建會作為政府層面的立法推動，而大陸更多是用“公共藝術”為城市雕塑、環境藝術進行概念解讀。
國家圖景：前誤讀時期
點心與速食：被動誤讀時期
反思與轉型：主動誤讀時期
營造與啟動：自覺誤讀時期
大陸當代公共藝術的發展，可以說與改革開放同步，所不同的開始階段並未使用“公共藝術”概念，我把此階段稱為“前誤讀時期”。1978年8月，中國美協籌備小組召開了探討雕塑如何配合城市建設問題的會議。1980年，首都機場壁畫的落成，成為現代中國公共藝術一個里程碑，因為畫面上出現裝飾化了的女裸體，引起了一場雷暴，這是建國之後藝術作品引起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爭議，它的意義遠遠超越了畫面本身，我們發覺藝術作品可以對公共生活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即使那是一個思想領域被禁錮、情感相對單純的年代。處於公共空間的作品仍然會對社會生活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構成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公共話題。儘管評論家認為這幅壁畫沒有走出程式化的概念，甚至帶有一種大型展覽的痕跡，但它的意義不在於把這一大型作品安置在公共空間，而在於由此引起了社會的激烈辯論，這種辯論又涉及到藝術與公共的相互關係，引起了人們對壁畫、雕塑、建築、環境的重視。
1982年，劉開渠先生率領考察組對前蘇聯進行了城市雕塑的考察，考察組回來以後在全國巡迴演講推廣，之後中國美協當年就提交了《關於在全國重點城市進行城市雕塑的建議》，其中提到的概念是“城市雕塑”，該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批示，並成立了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領導小組。這個重要的時間節點，與當時速食性、大躍進方式的城市擴張建設需求相吻合。
於是，“城市雕塑”成為這個時期城市文化建設的一個新鮮載體。當時規劃、建築、園林和包括城市雕塑、壁畫等等都是半路出家，各部門缺乏有效的聯動，這個時期的藝術作品還是多體現了一種國家意志，並沒有意識到公共藝術藝術可以作為公共空間中的藝術體系，成為創造空間的主題線索。
在1990年以前，臺灣的公共藝術亦處於懵懂未知的萌芽期，1981年11月，臺灣文建會成立， 1984年，臺北市雕塑中心畫廊舉辦“看臺灣雕塑之過去、現在及展望未來”座談會。1985年，文建會辦理環境藝術觀摩會，與會人士呼籲建築法規應制訂若干比例的經費，作為公共建築的景觀雕塑之用。1985年，在臺北舉行的“藝術上街”活動是市民首次“合法的”街頭表演與觀賞藝術秀，同年，高雄市也舉行了兩項大壁畫活動，分別是“凱旋路壁畫”及“壽山動物園的彩繪大地”，活動期間市民熱烈的參與，完成的作品確實改變了原來的景觀。因為民眾積極參與了臺北及高雄的活動，所以可算是廣義的公共藝術，至此，公共藝術已漸漸踏上臺灣的歷史舞臺。
大陸對公共藝術的認知，與臺灣公共藝術的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1990—1997年，臺灣公共藝術進入草創學習的摸索期 。1990年，臺北市開放空間文教基金會成立，成為公共藝術的重要推手，同年，行政院頒佈《文化建設方案》，將“美化生活環境”列為重要措施 。1992年，文建會配合訂定《公共場所視覺景觀環境美化計畫》，政府部門開始在意視覺景觀環境的議題。公共藝術在臺灣的第一條法令於1992年在臺灣“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中第二章第九條規定：“公有建築物所有人，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供公眾使用的建築物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如於其建築物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高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者，政府應獎勵。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應設置藝術品美化環境。”1993—1998年間，推動了《公共藝術示範（實驗）設置計畫》，當時的法令，對於藝術品的定義是模糊而不明確的。1996年，臺北市都市發展局成立臺北市公共藝術諮詢小組，開啟臺北市公共藝術法制化的新紀元，1997年，臺北市宣示當年為“公共藝術元年”，以“公共藝術”之名所推動的文化政策已獲得初步共識 。1993—1997年，委託藝術家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公共藝術叢書多達44冊，以讓大眾明瞭公共藝術的表現形式，建立了對環境的影響、空間理念及增進美學素養等論述基礎，並以藉此凝聚了各界的，同時，文建會從1999年起逐年編著《公共藝術年鑒》，對上一年的公共藝術活動進行收錄、整理，為公共藝術的研究收集大量資料。
臺灣的這批公共藝術書籍進入大陸的一小部分是基於大陸當時的認知，被選送的多是“公共空間藝術品”的概念，而也就是在這期間，隨著超快的城市化進程，大陸各級城市更多將城市雕塑作為城市的“點心與速食”，一時間“偽公共藝術”稱為城市“文化裝修”的主流語言。
這期間，大陸的公共藝術處在一個被動的，或說一個很懵懂的階段，我稱之“被動誤讀時期”。1994年後從臺灣我們知道了“公共藝術”概念，更多是用“公共藝術”這個詞彙把城市雕塑、壁畫等等進行再包裝。這段時期城市雕塑進入了一個大量生產符號性的“繁榮”階段，從而導致了社會各界的不滿，用“公共藝術”為城市雕塑自欺欺人的“再塑金身”，而這種再塑只是換了個面孔，說是“假面”的公共藝術也不為過。
正是由於城市的飛速建設，帶來了對城市文化的一種速食性的訴求，盲目地符號性複製形成一個主體潮流，作為城市文化的容器成為一種勾兌假酒式的工具，犧牲的是城市獨有的文化品質，因此，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思考：我們的文化追求哪裡去了？
進入新世紀，我國的城市建設在改革開放20多年建設成果的基礎上，正在步入注重自然與人文和諧，訴求差異和特色，全面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發展的新階段，城市建設從規模走向品質的轉型帶來了城市設計與建設的新課題。這時候大家開始反思，經濟充滿活力是不是就等於一個健康的城市？人們發現評價城市發展的標準在發生變化，開始更多地從城市的美觀和文化氛圍來評價一個城市，在城市公共藝術的建設中開始對其“綜合價值”的關注。
此時我們也終於有了公共藝術的場域意識，開始考慮城市的整體環境與規劃的問題，特別是在理論上開始觸及公共藝術的核心概念“公共性”探討，到了2002年以後這些研究已經得到了大規模的拓展。2002年，翁劍青教授出版了《公共藝術的觀念與取向:當代公共藝術文化及價值研究》一書，明確提出：“當代公共藝術的總體文化使命和價值取向，是服務於占社會大多數的市民階層，以及呈多元文化形態的公共領域。公共藝術的當代角色和任務，應該是在創造和提升城市環境的美學品質的同時，深入結合基層社區人文環境、生態品質和市民意識的培養，是公共藝術及其推廣，成為創造當代市民健康、美好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效方式和途徑”。2003年8月，孫振華教授編寫的《公共藝術時代》引起了雕塑學術界強烈的回聲，是一部具有公共藝術指導性的意見之書，宣導從公共藝術學說走向高校學科、走向社會形態的實踐。2000年，筆者在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創辦了全國第一個本科教學體系的公共藝術工作室，在此影響下，全國很多藝術類院校也開始成立公共藝術系和學科，正式將公共藝術納入學科體系研究和發展。在這個階段，孫振華教授還策劃主持了大型公共藝術項目《深圳人的一天》，開創了一種平民化的敘事角度，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2004年，翁劍青教授出版的《城市公共藝術：一種與公眾社會互動的藝術及其文化的闡釋——中國城市藝術發展戰略叢書》，以城市公共藝術視角下公共空間的文化、社會、環境、生態、美學及功能屬性和含義為研究物件，以發展當代社會審美文化和市民公益服務為目標，從歷史到現今，從宏觀到微觀，從理念到形式予以多方位、多層次的闡釋。本書從藝術學、社會學、政治文化學、環境學及傳播學的視野，以綜合分析的方式對當代中國城市公共藝術的實例和現況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和評析。同年，在深圳召開了“公共藝術在中國”主題論壇，會議從更寬的層面探討了公共藝術的核心理念和外延。2000—2008年，我們在體制與機制尚不能整體運轉時，從民間率先進入 “主動的誤讀時期”，實際上，這時候的中國城市建設與美國1900年的城市美化運動特別相像，其目的是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而後，漸漸發展到由場域意識的認識到公共藝術與社會、與人的關係的探討，我們經歷了一個結合中國發展現狀的“主動誤讀時期”。
這時候，臺灣的公共藝術進入了積極推動的執行期（1998—2007年）。1999—2002年間，臺灣各地審議委員會依法陸續成立，至2009年8月止，已設有三個中央部會成立的審議會 。2002年6月12日，修正案的重點包括正名“公共藝術”、明確定義及確認法源、改變執行、審議及評審之人數、明訂各個層級之負責事項等，2003年，第二次修正案重新確定了公共藝術案的送審方式，從2000—2002年的短短3年之間，公共藝術作品就累積了231件，以此速度累進，成長的速度是非常驚人的。以臺灣地少人稠的環境現況，公共藝術的整體規劃與維護管理也成為了未來臺灣環境整體規劃的一大問題。
日本著名公共藝術策劃人南條史生說：“無論從建築、都市規劃、或是藝術的角度來看，時代正逐漸將注意力轉向公共藝術。”如何利用後奧運時代的歷史契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節點，合理並大膽的發展公共藝術，是我們面臨的時代課題。
2008年，對於大陸和臺灣的公共藝術似乎都是一個轉捩點，臺灣的公共藝術進入蛻變起飛的轉型期，此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修正為《公共藝術設置計畫》，臺灣1992年公共藝術立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至2008年修正，完成了公共藝術關注真正的公眾文化、社區文化，從而形成自下而上的一種公共藝術的機制，凸顯了公共性的前提。而大陸也開始挖掘並關注公共藝術對文化的生長和派生作用，當代的公共藝術不僅僅是以“品”的方式靜態設置在城市的公共空間，而且更重視其文化屬性，強調“生長”的過程。
在“自覺誤讀”時期，我們認識到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公共藝術不僅包括建築、城市雕塑、壁畫或城市公共空間中物化的構築體，它還是文化事件、主題展演、互動交流、創作計畫等促進人文財富增長與積澱的“種子”植入公共生活的肥沃土壤中，它除了具有公共性的藝術價值外，還包含以藝術的介入改變公眾價值、或以藝術為媒介建構或反省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新關係，關鍵的是經由人、公共藝術、環境、時間的接觸和遇合，批判、質疑、或提出新的價值取向。
在這個歷史時期，有沒有可能利用我們實驗的機會給世界帶來一種新的文化主張？
三、“藝術啟動空間”——中國公共藝術實踐
下面，我介紹一個筆者主持的兩個典型案例，案例的意義並不在於專案本身，而在於我提出“藝術啟動空間”的落地實踐。事實證明，落成後的計畫得到了民眾的廣泛認可，並通過民眾促進了該區域的文化生長與活力。
案例1：鄭州東風渠公共藝術項目－鄭州1904公園 城市新文化的孵化器
案例2：北京地鐵南鑼鼓巷站公共藝術計畫 《北京-記憶》－藝術植入公共生活土壤中的“種子”
圖1：鄭州東風渠原貌，在1.5長的線性空間沉睡者一條舊鐵道公共藝術之所以是“公共”的，絕不僅僅因為它的設置地點在公共場所，而是因為她把“公共”的概念作為一種物件，針對“公共”提出或回答問題，除了具有公共性的藝術價值外，還包含以藝術的介入改變公眾價值、或以藝術為媒介建構或反省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新關係，或許，藝術回歸社會，回歸人們的日常生活，滿足人們的心理和行為需求，並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她是一種態度、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新的文化取向，也許，這才是公共藝術的實質意義。
鄭州的歷史很悠久，三千年前的帝國古都，留下的不僅是斑駁青銅器上的繁複紋飾和商城遺跡，我們相信它一定有一種源自血液的文化密碼。久遠的輝煌歷史過後，鄭州經歷了一段漫長的銷跡，是一台蒸汽機的“嘟嘟”之聲重新給這座城市帶來了光彩，是火車拉動了這個城市新的生命力。“火車”與“工業懷舊”是這個城市的關鍵字，然而“復古城市”、“火車城市”這樣的名詞組合與概念又有些顯得過於空泛且平庸了。我們創作團隊很早就有了一個心理預期，這應該是一個符號化、抽象化、可情景演繹的文化孵化生長概念。對於全世界來說，火車是一個充滿了希望與未知的感性名詞，可以蘊藏太多的故事，東風渠從未開發的荒涼與孤寂中流出，途徑城市建設開發新區的熱鬧與活力。這條人工的悠揚管道以及管道旁早已廢棄的老鐵軌，像一位長者溫和地牽連著滄桑的黃河與剛崛起的鄭東新區，默默注視兩岸高樓逐日生長。
圖2：1904公園整體佈局圖
圖3：1904年蒸汽機車成為這個城市新的動力，在此被轉換成孩子們遊戲通關的嬉戲載體和體驗場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突然被“1904”這個數字所吸引。“1904”是一個年份，是火車最初駛入鄭州的時間節點，是人群對歷史的記憶與追思，也可以是一串毫無意義的代碼，新的人將賦予它新的意義。讓城市的歷史文化從日常生活中彰顯出來，讓城市記憶以物質的形式保存下來、流傳開去，加深市民對居住地的認識，喚起人們對城市的情感，以城市文脈為紐帶，市民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我們追求與營造的，應該是一個友善的城市表情：它的形象是清晰可識別的；它的內容是熟知可解讀的；它的品性是個性可通融的；它的情懷是關懷可感知的 。
我們開始對“1904”展開想像：原本是一個被城市發展所遺忘的地方，雜草叢生，有一條孤寂的鐵軌靜靜地凝望天空，有一節廢舊的火車頭與之為伴，有一天，一對情侶來到這塊都市的清淨之所，他們在荒廢的鐵軌上嬉戲親昵，如探秘般發現著鐵道兩旁時間留下的印記：一道裂縫，一塊擦傷，都成為他們杜撰故事的證據。最後情侶留在了這裡，變成一座有著幸福姿勢的銅像。後來，越來越多的情侶慕名而來，牽手在鐵軌上小心前行，每個失足處都提示不同的愛情結局與故事，火車頭成了遊戲通關的體驗場，雜草的曠野成了音樂節的理想舞臺，越來越多人低下頭來，細細品味著鐵軌上時間的故事……。
圖8：這是一個可以聽到老式蒸汽機車呼嘯，遊客相互傳遞聲音的傳聲裝置，透過窺鏡讀到城市的變遷
“1904公園”以現存的廢舊鐵軌所在地及周邊地域為線性空間，以鐵軌串聯起火車頭廣場、情侶主題場景、驛站、互動裝置等，通過這幾個主要節點清晰明朗的講述著，這個城市曾經與火車千絲萬縷的緣分。
“1904公園”的使命就是要紀念這一段近得讓現代人忽略的史詩，有一天這一段歷史會變得彌足珍貴起來，而當我們冷靜下來試圖向後輩講述我們自己的歷史之時，發現沒有一片物證可以沉默卻強悍的證實這種經歷，眼前不是過新就是過老了。在這一場舉國的拆遷中，我們該做的是為那些被拆遷走了靈魂的城市保留一些溫暖的回憶，並且不斷被注入新的故事。
“1904公園”的魅力不在於創造了什麼，而在於找尋與發現，更可貴的是大膽的保留。我們希望公共藝術從“品”的領域飛躍出來，構造公共領域的文化場域，從“附屬品”變成場域的“主語”。
“城市是靠記憶而存在的”－愛默生
南鑼鼓巷始建於元代，是北京老城區的核心，有著原汁原味胡同風貌和眾多趣味盎然的生活場景，傳統與時尚的獨特融合，構成了南鑼鼓巷的獨特魅力與風情，也使南鑼鼓巷成為京味風情的視窗，並入選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的“亞洲25個不得不去的趣味旅遊目的地。
圖9：《北京-記憶》公共藝術作品《北京-記憶》位於北京地鐵8號線南段的南鑼鼓巷站站廳層，作為北京地鐵線網的重點站，其公共藝術創作必然承載城市的傳承與創新，在重建模糊的北京記憶同時，更加注重藝術的延展價值。作品強調地域識別性和互動參與性，通過創新的策劃理念、廣泛的合作、多維的空間延展使之超越了藝術作品本體的物質形態，將公共、大眾和藝術聯結成一個新的領域，成為集藝術、公共事件、社會話題、市民互動、媒體傳播的新型藝術載體。
《北京-記憶》的整體藝術形象由4000餘個琉璃鑄造單元立方體以拼貼的方式呈現出來，用剪影的形式表現了老北京特色的人物和場景，如街頭表演、遛鳥、拉洋車等。有趣的是每個琉璃塊中珍藏著由生活在北京的人提供的一個個老物件，一個紀念徽章，一張糧票，一個頂針，一個珠串，一張黑白老照片……。這一個個時代的縮影，也在不經意間勾起了對北京的溫暖記憶。每個琉璃單元體中封存這些呈載鮮活故事的物件並在臨近的琉璃塊中加入可供手機掃描的二維碼，市民可以通過掃描二維碼閱讀關於該物件的介紹及其背後的故事、觀看提供人的訪問視頻或文字記錄，並與網友通過留言進行互動。通過這些延展活動，也借助地鐵龐大的人流形成的影響力，將北京記憶的種子植入人們的心中，讓城市的歷史文化從鮮活的日常生活中彰顯出來，讓城市記憶以物質的形式保存下來、流傳開去，並與當下生活發生關聯，喚起人們生活的情感與回憶，使每個市民成為藝術的參與者，在產生自豪感的同時激發市民的責任感和歸屬感，也喚起各地乘客對這座城市的喜愛和記憶。
因此，地鐵南鑼鼓巷站公共藝術的呈現，比結果更為重要的是採集物件的發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民為這個城市樂章注入了屬於每個個體音符。眾多的個體記憶被集合、放大、發酵，最終昇華成為城市的集體記憶。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本質上零散的“個體記憶”轉化成為“被收集的集體記憶”，通過作品的多元傳播延伸成“傳遞性回憶”。
圖10：針對老北京故事和物品的資訊採集
圖11：作為文化生態的公共藝術價值值得強調的是，在地鐵公共藝術作品中以公共藝術計畫的形式，並綜合運用網路等虛擬空間與觀眾溝通互動，通過媒體的介入和推廣引發廣泛的社會話題，為這些老物件和老北京的文化找到了新的載體的同時，將整個過程醞釀發酵為一個文化藝術事件，從而為北京文化的傳承和衍生帶來了全新的可能。
公共藝術應是植入公共土壤中的“種子”，使藝術盛開文化之花，使城市更具活力，大眾可能成為公共藝術“發生”過程的一部分，只是他們每個人只保留了一段樂譜，這段樂譜有可能在組裝後形成藝術的整體，也有可能僅僅是一個片斷性的樂思或者動機。策劃人或藝術家是樂隊的指揮，負責串聯這些樂章，並使它反映時代的色彩。在作品呈現的時候，大眾往往會驚喜於自己的片斷被放大並呈現於公共視野。
北京新地鐵公共藝術建設的主張是在營造新的城市藝術環境的同時，讓公共藝術從一個單純藝術領域中飛越出來，將藝術植入城市肌體，啟動城市公共空間，藝術成為植入城市公共生活肥沃土壤中的“種子”，誘發文化的“生長”，使藝術之花盛開 ，延伸喜悅、激發創意，讓藝術成為城市生活的精神佳餚，令城市煥發生機和活力，激發人們更加熱愛自己的城市和社區。
城市公共藝術的建設，是一種精神投射下的社會行為，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城市公共空間藝術品的簡單建設，最終的目的也並不是那些物質形態，而是要對城市文化風格，城市活力以及城市人文精神帶來富有創新價值的積累，成為藝術與城市、藝術與大眾、藝術與社會關係的一種新的取向。
結語
不難看出，隨著現代社會開放與民主程度的不斷擴大，公共藝術的概念內涵、作品形態、運作機制與價值功能等處於持續的變化和拓展之中，尤其是被引入中國之後，其不可避免地歷經被中國化和在地化的過程，故而呈現出獨具中國特色的面貌特質與價值形態。這也使得對於這樣一個動態複雜的藝術概念加以準確而清晰的內涵界定變得異常困難，但或許這並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隨著公共藝術實踐的不斷拓展和公共藝術研究的逐步深入，公共藝術作為一種與公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當代藝術形態，如今已基本被公眾所理解和接受，公共藝術已成為廣大市民階層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彰顯社會主體地位的重要路徑,相信公共藝術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定會釋放出更多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