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作為一種以地緣關切、生活互助和內部自治為基本特點的社會區域（或單位），是城市生活、生產、消費關係及其制度文化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產物。中國大陸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快速步入城市化進程之後，隨著城市及人口的急速擴張，城市職能及形態的更新與生活環境的再造成為一種普遍的需求和趨勢。伴隨著房地產業的洶湧發展，城市社區的空間環境及其文化形態，也發生了持續的更迭和變化。

上世紀90年代中晚期開始，藝術及景觀設計對於城市社區的介入逐漸得以顯現。它們成為城市功能、地方經濟建設和社區環境與文化再造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的城市發展建設的初期主要是圍繞經濟指標、政績工程及城市的硬體建設而展開的，其重心並非在於社區及其文化的建設。從而我們在大量的實地走訪中可見，近20多年來城市中最為顯赫的建築景觀大多數當數政府的行政辦公大樓、銀行大樓、商務及展覽中心以及城市中心地帶的廣場或主要幹道上的景觀和藝術的作品的鋪陳，相比之下，普通市民居住生活的社區的藝術和景觀文化的建設則在總體上遠遠落後。顯然，中國大陸的城市景觀和公共空間的內涵更多的充斥著國家政治和商業的行銷。而隨著城市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本世紀初期的城市社區營造中，藝術和景觀設計的介入有了一定的起色，而這些個案的出現基本上還主要是伴隨著城市的經濟活動、房地產業及服務業的擴展和國家文化政策的需要而出現的。它們的動因、屬性及形態和內涵也是多有差異。但當代藝術恰是在特定的時代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得以自身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轉型和拓展。本文試就有限的個案概況的展現來概要地梳理其基本的類型特徵和價值意味。

一、趨於生活化及應用性的社區公共藝術

此類型的藝術介入之目的，較為注重藝術與社區居民內部的日常生活、社會交流，注重社區的基礎設施與文娛活動的密切結合。

如廣州市白雲區“時代玫瑰園”住宅社區的構成，它是憑藉當代房地產業的發展而新建的居民生活社區，居民多以中產階層及中青年家庭為主，約有2000多戶住家組成，房屋的主人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大量來自廣州周邊地區和北方廣大地區的職業移民。它作為21世紀初期廣州新城區興建的商品房社區，其社區景觀與公共環境的藝術具有某些特殊的情形和典型意義。它們主要體現在社區公共空間的良性建構和對於社區居民交往行為的關懷與激勵。首先，在社區空間及環境形態方面，建築設計師依循中國東南沿海城市街區傳統的騎樓建築形式，建構了社區樓群底層的幾千平方米的通透性連廊式空間（樓體上層為單元式家庭住宅），它們構成了居民從私密的家庭空間步入社區公共場所的共用空間。這樣的騎樓（連廊）樣式運用于社區內部公共空間的營造，既可以使公共空間遮蔽強光和風雨的侵擾，又為鄰里間的相互守望和日常聯繫提供了舒適而寬敞的社交空間，因此非常適宜社區的中老年人和少年兒童平日裡的休閒、文化玩樂和鄰里交往活動。如此大面積的騎樓式連廊的地面均用通體的地板，給人以舒適而親切的室內環境般的體驗，尤其是設置其中的豐富多樣的公共傢俱，既考慮到社區居民不同群落及年齡層的交往、遊戲行為的需要，也考慮到它們的實用與美學價值的體現。加上與之匹配的社區單元門戶的安全設施、步道鋪裝、綠化形式、照明設施和立體景觀走廊的設計，形成單純、簡約而優美的社區立體景觀和藝術，有別於那些注重純粹的功能性或外在樣式奢華的社區景觀特色。

該社區還設有可供文藝演出的永久性舞臺和觀眾看臺，社區成員和受邀請的演出團體可擇期在此編排和匯演文藝節目，以豐富社區自身的文化和人際交往活動。人們可藉此而更好的相互認識、交流和理解，形成變化中的新的人際關係和社區歸屬意識。猶如法國城市社會學家伊夫•格拉夫梅耶爾把這種相互依託、支撐和密集性交往的城市社區形態指稱為一種“城市里的村莊”：“城市裡的村莊通過鄰里、親情、友情及職業團結等多種紐帶聯接居民。”而其相互關聯的基本特徵顯現在“居民與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對集合了主要社交關係的窄小區域的強烈認同、生活更多集中于社區的人際環境而非集中於家庭……。”[1]

社區的戶外景觀設計部分地類比自然情境，如在樓群中央地帶設置了象徵河湖與灘塗的水體景觀，其中設置了水生植物以及可供青少年遊憩其間的景觀元素，作為對於社區內硬質環境的某種補償。社區設有可供少年自由玩耍與能力拓展的建構物，它們是用類似建構地下設施的水泥管道組構而成，成為他們集體玩耍的玩具夥伴，並成為社區景觀的一個組成部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房地產開發商機構與業主機構的商榷，特意在面臨街區的高層樓頂開闢專業性的美術館展覽空間和藝術傳播活動（引入廣東省美術館的分支展覽機構及事項），並為國內職業藝術家的流動創作與展覽活動提供階段性的工作及交流空間，以此激發和增大本區域的社會交往與商業活力，也有益於社區及周邊住民的藝術文化活動，同時對於開發商的企業形象也有助益。應該說，這是民間社會力量與政府藝術機構相結合的多贏模式的嘗試。意在距離市區較遠的新區有更多的機會和設施與藝術文化事業產生較為密切的關係，從而改善城市及社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平衡性。其實，社區的組建和社區人的行為及相互關係的建構，是培養社區集體生活方式及社區人的素養的文化過程；而社區文化及公共藝術的介入也是促進社區成員明確其社會身份的自覺過程。廣州時代玫瑰園社區在中國城市社區中並非獨一無二，然而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抱著各自生活理想與訴求的各路“來客”，大量需要在類似的新組建的社區大家庭中重新完成新的人群聚合，建立起新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身份，其中，社區的景觀形態與公共藝術多以生活化、實用性及美學意味得以呈現。

二、結合政府行為的社區改造中的藝術介入

結合政府的政策和行為，藝術對於社區的介入是一種重要的契機。如北京市金魚池社區的公共藝術情形。此社區位于北京城南，比鄰天壇北門。金魚池社區的住宅建築及環境設施在北京並非屬於高檔次、高水準的行列，也不屬於純粹的商品房性質，而是屬於政府政策專項補貼的系列“回遷房”及“經濟適用”型房所構成的傳統社區。這裡在清末及民國早期曾經是北京城南下層社會的生活區之一。由於這裡曾經有著一條長約8000米長的污水明溝，周邊貧困居民的生活廢水、垃圾及動物屍體充斥其中，環境條件極為惡劣，曾被人們戲稱為“龍鬚溝”。這裡也正是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老舍的戲劇作品《龍鬚溝》的真實原型所在。社區歷史記憶，在20世紀的50年代初、7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年進行過三次較大規模的社區環境及住宅條件的改造和興建工程，使得金魚池成為當今北京城南的一處較大且有名的市民住宅社區。尤其是本世紀初的社區建築與環境的改造和重建，公共藝術得以介入的機會，使得金魚池社區的今昔歷史脈絡、人文內涵、景觀美學和社區功能有了明顯的提升和延展。同時，其間也顯現著政府機構主導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如其中的壁畫作品。

金魚池社區的藝術與設計的介入方式，一方面是在2001年于社區週邊設立的具有社區歷史回顧性質的浮雕壁畫牆體，反映此社區的今昔沿革及其與文學家老舍先生的話劇《龍鬚溝》內涵的歷史性對話，以此作為社區留下的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引發現今社區居民的歷史感及情感的認同，並且提高此社區的知名度和視覺形象的可辨識性。另一方面，則是通過社區內部空間環境的功能性和美學意義的設計與改造，為居民們提供較為舒適、方便和美觀的日常生活與公共交往的場所。

當人們從社區的西門進入其間，引人注目的一片清澈的池水、蓮花和適於居民休閒和交往的濱水景觀，在花叢草坪和綠樹柳蔭之間，老舍筆下的“龍鬚溝”中的文學人物之一的“小妞子”的銅像寧靜地矗于濱水的金魚池岸邊。這裡楊柳依依，綠影重重，可供居民休息、聊天，相應的觀景設計和公共設施呈現其間。社區公共空間中牆面上有關60-80年前後社區歷史的圖片展覽，院中有專事指導居民健康飲食和醫療衛生的圖文宣傳欄，園林中也有傳播現代科學知識的看板及航太模型雕塑，另有一些可供居民平時健身娛樂的體育器具和公共活動場所。而這些公共資訊和公益設施是以往的社區中不存在的。

由於社區居住環境和公共空間條件的改善，使得許多居民自願參加到社區的公共文化活動之中，如舞蹈、戲劇、文學、保健、才藝表演等群體活動，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和友誼。我們在2012年8月下旬的一次走訪中，正逢社區居民的戲劇組正在排練話劇《龍鬚溝》，正是由故事原發地的人們自行排演自己社區的往昔。它們正用濃郁而純正的京腔動情地念著劇中人物的臺詞。

社區的這些業餘演員們平時並沒有多少來往，或並不相識。而正是這樣的公共文化活動使得他們彼此相識，有了較多的交流和協作的體驗。另有外請的專家來社區講解科普和醫學衛生知識的活動，並常有公共媒體予以報導，社區在北京城南的知名度愈加提高。據瞭解，以往社區中的一些居民不大講究文明禮貌及公共場所中的行為舉止。（如在夏天的胡同裡到處是光著膀子的人們，毛巾搭在肩上，扇子別在腰間，坐在路邊或地上喝著酒水、打著撲克，有的大聲喧嘩，旁若無人，而後酒瓶子和飲食垃圾隨地丟棄。）而今相互熟悉的居民見面時，不再問候對方“你吃了沒？”而是經常相互打聽有關社區的合唱團、舞蹈隊、話劇組及棋牌活動的情況，願意參加公共文化和娛樂活動。社區在2012年還籌建了老舍紀念館的社區分館，並向居民們徵集“和老舍先生說說心裡話”的自創文藝作品或紀實作品。並將社區排演的文藝節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走出本社區，到其他社區去巡演交流。在作為“回遷房”社區的改建工程中，公共藝術得以介入的機會，並與社區文化和日常生活需求發生了較多的關聯。

三、與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整合的社區公共藝術

有些城市社區（如北京、上海、武漢、成都、廣州、南京等城市的社區）由於比鄰工業文化遺址或文化產業園區，因而獲得了整體性的建設和部分的互動。從而形成互利互惠的社區文化關係。此如深圳的華僑城社區的情形。

深圳的華僑城社區建立於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期，主要由外來的創業者及中產階層構成。而此地區原來是當地在70-80年代建立的工業產業區，後由於城市職能轉型、產業升級等原因，此地塊在新的城市規劃中被作為集住宅、綠化、藝術展示、餐飲及購物等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社區。其中，原工廠區域被改造為深圳的現代藝術展示、藝術家工作坊及時尚消費的中心區域，即所謂OCT藝術區，而比鄰的區域為居民住宅區及華僑城Loft區域。有意味的是，這兩個功能區域在社區公共空間及日常生活內涵的建構方面，形成了某些共用和互補的客觀效應。

作為場域的文脈及特性的提示，在OCT藝術區的場域中，把原廠房空間改造為藝術品展場，周邊陳列了原工廠廢棄的機械設備及生產流程中的器物及工具，它們或稱為場域歷史的見證物和地標物，或稱為園藝植栽的特殊器具，給人以當地工業文化的資訊與往昔故事的遐想。園區也少許陳列著某些美術展覽後存留於戶外空間的藝術品，它們和那些經常更換的各類藝術海報一道形成了場域的視覺景觀和輕鬆的氣氛。同時，以此為華僑城周邊的居民和外來旅遊的人群提供了觀看、體驗、交流和娛樂消費的公共空間。在我們的察訪中可見，為了將藝術區的各種展覽資訊發佈出去以及吸引周邊社區的觀眾，一些藝術展覽（如畫展、雕塑展、設計展及工藝美術品展覽）的廣告發佈在華僑城社區的沿線步道及廣場上，它們方便了社區居民和外來遊客的觀展，提供了相應的文化娛樂及社會交往活動的空間和機遇，提升了社區周遭的視覺與人文藝術氛圍。而社區的居住區，雖然沒有設立雕塑藝術品 ，卻以個性化的景觀藝術設計，將社區公共空間以多種植栽、噴泉、池塘、水榭、雨棚、人工瀑布、座椅、垃圾箱、照明系統等公共設施及空間藝術設計的手法，為社區居民營造出適於休閒、娛樂、聚會和健身的多功能場所。

我們隨處可見社區的婦女、兒童和退休的老齡人群聚集在不同的空間區域，他（她）們進行草坪上的親友聚會、鄰里婦幼間的玩耍、老人們的戶外健身或在公共建築廊道下的群體演唱，青年人在林間樹下閱讀，少年兒童在瀕水景觀中嬉戲，呈現出一派安寧、閒適、優美而秩序井然的社區景致。置於社區水景觀中心的觀景棧橋的設計給社區居民的休憩與觀賞提供了審美的景象與意境，其近旁的水簾長廊的藝術設計，給人們帶來愜意和異樣的感官體驗。

社區的“生態廣場”周邊的綠植、花卉園林景觀均給人以審美的體驗，給社區中心區提供了大面積的灌木、喬木和草坪，尤其是社區周邊大量採用了當地適宜的熱帶雨林植物，構成了誘人的社區綠島景觀。廣場周圍的茶社、咖啡廳及其他服務設施，為社區人提供了良好的休閒和交流場所。而這些景觀元素及審美形態與其比鄰的藝術展示及娛樂消費區域構成了相互對比與補充的關係，在動靜相宜的漸次過渡空間中顯現出社區整體的文化風貌和宜人的環境品質

尤其是為平時留守在社區中的老人、婦孺提供了安居和身心修養的公共環境。同時，也為藝術區的文化產業及服務業帶來恒常的人氣和效益。如此的社區景觀以廢舊的廠房的改造利用、藝術展覽及餐飲等交往空間的設立以及生態化的人居環境的設計，給社區普通人的審美文化生活和日常的身心療養，提供了多樣性和整體性的服務。其中，景觀形態和空間特質的設計，包括社區公共傢俱的設計，不僅是為了視覺審美的需要，而同時是為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和人際交往活動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深圳華僑城的文化藝術產業區域及周邊多家電子產業研發區域的景觀形態，與社區居民生活區域公共空間的營造有著相互依託和支持的關係，構成了多種資源的整合以及利益多元之間的互利和互惠效應，這是一種有特殊意義的情形和模式。它不同于作為單一屬性（商業性消費和展覽）的北京798藝術區，而是把創意產業及商旅景觀文化和相關社區的景觀文化予以同構和共用的一種實踐。這種情境也是與廣東地區社會經濟較為發達、包容的商業經營意識，以及該區域作為新興的外來移民社區較高的文化生活追求和內部管理制度的保障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係。

四、藝術實驗項目介入的社區公共藝術

由於當代公共藝術的教學與社會實踐的需要，以藝術專案的方式介入社區也是一種新型的嘗試。如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對於上海曹楊一村社區的藝術介入。

2009年4月25日，在上海普陀區曹楊一村內開啟了一系列以社區生活與文化為主題的公共藝術活動。這是一次由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策劃、統籌，聯合來自荷蘭、英國、加拿大等國外和國內的藝術家以及上海大學的師生，並在此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下實施的社區公共藝術實踐專案。其基本構想和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性的藝術策劃、創作、展示、表演、行為和公眾對話，以及社區公共設施與空間環境的設計與改造，起到使社區人在原社區的榮耀及歷史記憶的基點上，激發和表達居民們對當今社區的希望和共同生活的嚮往，並由此促進社區交流和提高社區自我維護與建設的意識及能力。

坐落于上海普陀區中部的曹楊一村是一個“擁有光榮歷史”的社區，它誕生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曾作為1949年以來在上海乃至全國第一個由政府為產業工人興建的居住社區（“工人新村”），其住宅樣式參照于前蘇聯的集體農莊的住宅。此社區意味著是當時社會基層中最為榮耀的勞動模範的生活聚集地，也意味著享有一種很高的社會政治待遇。其當年遴選和張榜入住的情形以及社區的風光，至今成為社區老齡人群的深切記憶和不老的話題。然而，隨著社會和城市歷史的演變，城市經濟方式及其社會結構的轉換，此類老舊社區由於其設施、環境和管理水準的落後，以及人員的膨脹和社會地位的衰變加之普遍的老齡化等問題而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曹楊一村的社區歷史與現實境即具有其典型性。

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在此社區展開的藝術活動，一方面出於社會責任心以及對於現當代藝術精神的體現；一方面為了教學與社會實踐的結合，並體現藝術學院及藝術家與社會之間應有的積極關係。實踐活動的主旨是以公共藝術進入社區以促進社區公共空間及其自身文化的建設。而系列的藝術活動所要產生的積極意義和作用，主要旨在體現在社區居民及社區行政組織對於公共藝術介入社區過程中的認識、參與、協作和維護的過程，以及所帶來的心理及社會效應。

此公共藝術項目採用了不同的創意和實施方式，其中一種是通過發掘和顯現社區歷史情境，重溫和找回當年主流社會對於工人勞動模範及其業績的榮耀與尊敬。顯現此社區文化中所具有的勤勞、純樸、富有激情和奉獻社會的精神特性。在社區公共藝術活動的開幕式上，由來自國外的五位藝術家為社區居民中的五位50年前的勞動模範佩戴大紅花（這在當時曾是政府及領導機構表彰功臣或英雄的行為方式），在莊重而熱烈的儀式氛圍中，這些年邁的老人仿佛重新回到了當年的情境和情感之中，也引發了居民對於本社區那段榮耀而富有夢想的歷史歲月的回顧。同時，使得參與為模範老人們戴花儀式的藝術家們體驗到內心的感動與榮光。這種藝術家、儀式活動與社區居民的接觸和互動，對於輔助社區主體意識的喚起和社區文化環境的建設，以及昭示社區歷史及文化特徵均有著不同尋常的意味。

活動期間，有的藝術家採取了影像藝術的方式，記錄和表現那些生活在朝楊社區裡的平凡、樸實、誠摯和無私的工人勞動模範人物。通過影像作品對於那些久違了的帶著純淨、樸實、“沒有被污染過的表情”的人物形象的拍攝與展示，表達出藝術家及公眾社會對於社區人物的關切與尊敬，同時也向人們透出社區今昔狀態和人們內心歷程的滄桑變化。也包含對於這些昔日的工人勞動模範在當今社會的境遇的一種質疑。

另有以行為與觀念相結合的方式去展現社區人的心聲的藝術方式。參與其間的外國藝術家在事先走訪和瞭解社區的前提下，以貼近社區居民生活和心理訴求，激勵居民表達願望的公共參與方式，創作了“被單秀”，藝術家通過當地政府的曹楊街道管理機構的協助，向社區1900戶居民發出“邀請書”，以期運用當地居民習慣于戶外晾曬衣被床單的生活方式，在藝術家發送的被單——這一意味著最為接近自我身體及具有私密性物件上書寫出屬於自己的願望，懸掛於窗外的晾衣架上，以表達各自的意見和建議，呈現彼此心聲的交流。在《被單文化》展出的時候，在一些不太明顯的場所還是出現了幾張床單，上面寫著“改建舊住房”、 “醫療很重要”、 “要辦實事”、“不要亂倒垃圾”、 “老人健康、生活更富”、“文明停放車”、“要珍惜綠地”等話語內容，顯現出曹楊社區普通居民及弱勢群體的希望與社區意識。

鑒於社區老舊建築的破舊及整體環境色彩的單一，藝術家首先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徵詢居民們對於本社區色彩環境的印象與看法，在回收的300份有效問卷的基礎上，為社區的晾衣架、欄杆和導視物件進行了具有美感和表現力的設計與創作。系列化的《色彩•遊戲•生活》使得社區灰舊的色彩環境獲得了活力和新意。另有一些藝術家以藝術設計為社區修造和添置公共傢俱和住宅建築上的視覺標誌物。一方面為了方面居民的休閒與交流，另一方面為了部分地點綴和化解社區環境的陳舊與單調感。其中的作品《美好時光》是在朝楊一村的聯排式住宅樓各單元的入口處牆面上，運用卡通貼紙和造型各異的照明燈箱的形式，設計出既有快意的時尚意味又有視覺識別的系列性作品。這種時尚歡樂且雅俗共賞的卡通式燈具標識的設置，得到社區中鄰里居民的接收與熱議，並產生出一種輕鬆與溫馨的氛圍。

此項目中對於社區公共設施的修建中注重了藝術與應用的吻合。由上海大學教師和英國藝術家、學生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制作的《咂勁》（以上海民間語言為命名，含有稱讚和驚訝的之意），運用環保材料和現代藝術的美學語言為社區小廣場創作的四個立方體桌子，它們具有西方現代致簡藝術（或“硬邊藝術”）的風格特徵，但又含有素樸有限的鑲嵌藝術。它們設置在小廣場的四角，與原來留存下來的中式石鼓形石凳重新組合成四組露天桌椅。形成一種中西新舊之間的奇特組合。有意義的是，在現場製作的整個過程中，得到了社區居民的觀摩、詢問和説明，甚至其組合的角度和使用方式也受到某些居民的批評和建議，使得藝術家需要對此進行再度審視和修正。由於公眾意見的參與而使得作品在特定的價值意義上超越了藝術本身。

另有以實物符號為載體的藝術以展現社區人的生活與歷史的記憶。如其中的《曹楊“古化石”》，作品以上海普通居民（包括曹楊居民）在20世紀70-80年代的常用傢俱、電器等作為“現成品”藝術形式，加以石膏、水泥及塗料等材質的處理，強化其作為一種業已“塵封”或“風化”了的概念和效果，而在這些陳舊的櫃櫥的抽屜或閘扇中卻以“微縮”的手法複製及收藏著朝陽居民日常生活及家居空間的細節（如其居室、樓梯間、廁所的摸樣），它們以另類的方式記敘著上海及曹楊普通居民的私人生活場景和對於往昔記憶的片段。作品的最終完成和意義則在於它與社區居民觀後的心理感觸和不同體會的顯現。在此社區藝術項目中還有把富有歷史記憶意味的牆體建築殘件予以保存和展示，以及為社區改造作為社區歲月的標記等藝術表現。

此類專題性的藝術實踐項目的社區介入，一方面為策劃方的藝術實踐與教學贏得了針對性的現實場域，也使得社區的藝術活動更具有公共性和現實性。

五、短期性及節日性的社區公共藝術

短期性或節日性的公共藝術對於社區的介入，在藝術的形式、內涵及其文化的訴求方面，往往具有更為明顯的多樣性、即時性和針對性的社會傳播效應。其短時性或節日性的藝術介入，對於社區人的現實生活經驗、意見交流及行為的互動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實驗性。

如廣東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創立的校園社區的公共藝術節，學校也是作為學習、生活和育人的社區類型之一。汕頭大學在2008年秋季舉辦了一屆校園“公共藝術節”以及“公共藝術國際論壇暨教育研討會”，汕頭大學在校園內結合其優美的建築和山水景觀，舉辦了校園公共藝術創作與觀摩活動。藝術節內容主要由短期展示的各類公共藝術作品所構成。為校園師生和參會者們奉上了空前的當代藝術與人文景觀，並在推動學校的藝術專業教學、創作和研究方面以及在重點增強學院的公共藝術學科方向的建設方面，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

至2014年，汕頭大學已舉辦了三屆校園公共藝術節，其間顯現出這樣一些特性：其一，作品在藝術形式手法和觀念形態上密切結合大學藝術教育的內涵和問題，具有明顯的當代性和國際性。其二，部分作品注重與學校的自然環境及人文景觀相融合和協調，利於形成富有美學價值和精神內涵的大學校園公共空間。其三，富有藝術的創造性與實驗性。尤其是一些作品結合了校園社區中的學生的生活和思想狀態，注重開放式的公共參與和體驗。如第三節藝術節中的一件作品名為《20年之後》的牆體上的專欄問答活動，讓自由參與其間的學生們把各自對將來的人生的目標和希望填寫在校園的牆體上，供公眾賞閱和議論，促使更多的人對於時間、生命和價值等問題的思考和交流。

在前兩次的展覽中有的運用現成的生活用品的表現手法，把學校師生的一些轎車一字型排列停放在學校的步行道上，每輛汽車都披上車衣以表達暫且封存的意象，它們似乎在說，由於綠色出行、環境保護的需要和城市道路的擁堵，讓我們儘量少用私家車出行，響應低炭生活的主張。其間也有以微敘事的方式的藝術表達，在學校林蔭道上的綠樹枝間以纖維編織的方式構造出一片“蜘蛛網”，它讓人們關注自然、生命和我們的環境狀態。提醒我們注重生態和生命系統的和諧關係，同時也為人們帶來藝術想像與創造的欣喜。

這種特殊社區的藝術節活動，多以短期性展示的藝術形成公共意見和個人意願的表達。同時也展現了“對於公共藝術的獨立的認識，這次藝術節即成為展現這種認識的一個契機。出現在校園中的，無論是被主流公共藝術理論所認可的傳統造型，還是反傳統的新觀念、新媒體，都成為一種獨立的話語，並且期待框架之內與框架之外的對話。”[2]應該說，這樣的短期性藝術活動正由於它是在大學的社區——這種可以接納新事物、新觀念的知識話語環境之中，擁有文化的多樣性和寬容性的展出環境。而這也正是為了使校園中獲取的某些藝術的認同和經驗，逐步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

小結

實踐可以證明，藝術的介入是當代社區復興和發展的文化方式之一，而這種方式的興起與當代社會和藝術的轉型，以及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分化與平衡的需求密切相關。西方社會學及政治學家曾言到：“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以‘以社區為中心’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這是因為這一進程產生的向下的壓力。‘社區’不僅意味著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地方團結形式，它還是一種促進街道、城鎮和更大範圍的地方區域的社會和物質復蘇的可行辦法”[3]藝術的社區介入及其公共參與過程，顯然超出了一般的視覺環境的美化的意義，而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社會方式與公共生活的培養，以利於社區對於具有差異性的個體狀態和公共事務的關注與表達，也有利於其人文環境和公共精神的維繫。

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從政府到基層社會，對於社區人文景觀和藝術文化的認識，還較多的停留在某種外在形式的美化或單向度的功能的價值認識，而沒有把它作為促進社區人關心公共事務，增進社區公共生活的民主與包容，以及增進社區團結和提升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的綜合性文化考量。從而在以上的藝術介入社區的情形和類型的案例中。我們同時看到了中國城市社區的藝術制度、政策、資金和綜合性的藝術家隊伍在總體上的欠缺與缺位，以及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社會協作和公共參與方面的欠缺，而這些都與社區自身的民主制度、自治精神的培育，以及在藝術介入社區的社會學和政治學方式的探索方面，有著整體性和必然性的關聯。

[1] [法] 伊夫•格拉夫梅耶爾,城市社會學，徐偉民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2] 埭強主編，《公共藝術國際論壇暨教育研討會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頁。

[3] 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鄭戈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