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

多數研究者認為，大陸當代公共藝術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這是大陸公共藝術的初始階段，可稱為改革開放階段。

1979年首都機場壁畫創作被視為大陸當代公共藝術的開端。這組壁畫由文化部、國家民航總局和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組織策劃，在1978年12月至1979年10月間完成。其中，袁運生創作的壁畫《潑水節—生命的讚歌》由於大膽描繪裸體女性形象，在當時還一度引起討論，隨後則被賦予思想解放里程碑的價值。但在後來的研究中，也有從公共藝術角度對這組壁畫提出批評意見的，如吳士新所說：

嚴格說來，這些處於公共場所的壁畫藝術作品，在題材和語言上仍然是精英化和傳統化的，與生活化的藝術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存在方式上仍然沒有擺脫被陳列和被展覽的狀態。作品和公共空間的聯繫被阻斷，不能作為與國際機場相匹配的場所精神。[1]

考慮到當時的社會實際情況，可知首都機場壁畫的精英化價值取向以及依賴於政府主導的生產機制，其實是合理的。因為在那個時候，除了政府主管部門和精英藝術家，大陸上並無其他創作力量和資助體系。這樣的現實，導致大陸當代公共藝術的開端是現行體制自我運行的結果，與大眾審美意願和民生訴求並無直接關聯。

此後，1979年12月，國家派出雕塑考察團赴朝鮮參觀訪問。1980年9月，國家派出雕塑考察團赴法國、義大利考察。1982年，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派出雕塑考察組對蘇聯進行考察。從這種頻繁考察現象看，大陸出現公共藝術創作熱潮實屬必然。

由於歷史慣性和新資助體系尚未形成，1980年代中後期大陸（尤其是內地）出現的公共藝術，形式局限於雕塑，內容上則延續此前革命美術傳統—為領袖和英雄人物造像。但在先行改革開放的沿海城市和特區城市中，出現了一些新的雕塑作品。比如《珠海漁女》（1980）和《開荒牛》（1984），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前者的出現與政府決策有關，是「1980年建市之初在經濟尚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率先籌資20萬元，建立了高8米的花崗岩園雕《珠海漁女》，以及烈士陵園中擁有103個形象各異的革命人物的38米長、4.5米高的大型珠海革命歷史浮雕。這是80年代初以其巨大的面積和體量著稱國內的作品。」[2] 後者的出現卻並不順利，因為「當時一位負責審批政府財政支出的官員反對建設這件雕塑。他的理由是：為什麼建一個假的牛比買一頭真的牛還要貴，他認為這是浪費。潘鶴教授和他的上級官員跟他作了很多的解釋，說這是一件鑄銅的藝術品，一頭真牛的價值無法與之相比，但他仍然堅持不同意撥出這筆經費。直到後來，憤怒的市長將他調離到其它的工作崗位，牛的費用才得以落實。」[3] 從這些描述可知，改革開放初起時的大陸公共藝術需要克服各種阻力才能艱難前行，同時也能看出，1980年代的公共藝術均為政府組織實施，以體現官方意志為主，而此時的政府工作目標是美化城市。因此，公共藝術是作為美化城市的形式手段而被政府關注的，普通公民的精神訴求難免被忽略了，這是大陸早期公共藝術的先天不足。

1990年代

1990年代之後，大陸經濟急劇發展，各地政府為提升城市形象和樹立政績，大規模推動城市建設工程，城市廣場往往成為此類工程中的標誌性作品。這類廣場為突出主政者意志，常常修建體量超大的中心雕塑。如青島五四廣場雕塑《五月的風》（1997）、瀋陽市政府廣場雕塑《太陽鳥》（1998）等等。

但上世紀90年代也是大陸資本力量大幅度成長的年代，城市的基礎設施，各類商業、文化娛樂、房地產業和各類社區的急劇發展，導致城市公共建築和公共設施的增加。這種依據商業需要對城市空間的改造過程，使大陸部分城市空間由此前的政治教化空間急速轉換為商業消費空間。因此，這個時期的公共藝術非但不同於此前革命年代中所講述的英雄偉人傳奇故事，也與同時代的官方政績工程不同。其主要表現特徵是有消費性質的專題性雕塑公園與文化步行街開始出現。如青島名人雕塑園（1996-），長春國際雕塑公園（1998-）等等。與承載官方意志的那些膨脹型作品相比，這些基於商業需求而創建的城市雕塑，為吸引普通消費者參加，往往有更多樣的形式和更活潑的趣味。

既有政府意志的強力表達，也為服從商業發展需要。政治和經濟的雙重作用，決定了這一時期城市廣場、雕塑公園、休閒娛樂公園和商業街的基本面貌。成長中的資本力量對公共空間影響力日漸加大，使大陸公共藝術在形式上比從前更加多樣。寫實、變形、抽象與波普藝術風格相互交錯，構成這一時期所特有的混亂視覺場景。

2000年以來

興起於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當代公共藝術，其思想資源和理論基礎基都來自西方，是直接和間接接受西方當代藝術觀念影響的結果。對中國大陸最初接受外來公共藝術資訊的情況，王中說得非常清楚：「1994年之前，中國還沒有人談論公共藝術，我們甚至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概念。1994年公共藝術的傳入是受1992年“臺灣公共藝術立法”的直接影響。「臺灣公共藝術立法」是由臺灣地區的文建會主導的一次公共藝術立法，最後出臺了《文化藝術獎助條例》。1994年的時候，臺灣文建會組織了很多學者，寫了很多有關公共藝術的書，後來這些書進入大陸，在大陸很多高校之中廣為流傳。因此1994年的時候，大家才剛開始談論公共藝術。當時關於公共藝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學校，討論範圍非常小。」[5]

由此可知，大陸對公共藝術的早期認識主要來自臺灣的影響[6]。而臺灣的公共藝術思想及具體實施辦法也是來自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這可以從臺灣的公共藝術出版物上看出來）。因此可以說，是20世紀西方公共藝術的實踐和理論，對大陸發展公共藝術有重大啟蒙作用。翁劍青曾著專文梳理相關線索，他列舉了哈貝馬斯、馬克斯•韋伯、塗爾幹、齊美爾、芝加哥學派、阿爾都塞、列斐伏爾、弗裡德里希•詹姆遜等西方學者或學派的名字，認為這些人的思想尤其是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理論，對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7]。而有目共睹的是，隨著大陸各界逐漸增多的對普世價值的瞭解和認同，西方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有關構建對話、寬容、民主的公共社會的社會學、政治學及生態學理論，日益成為大陸學界所關注的熱點，並通過引進和接納而被選擇性地應用。從公共藝術角度看，進入21世紀後大陸出現的最重要進步，是在部分公共藝術實踐中，已經開始考慮公眾參與和展開互動的可能性。這無疑是西方當代公共藝術理論直接影響的結果。

大陸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鼓勵公眾參與的公共藝術創作活動逐漸顯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大型城市雕塑《深圳人的一天》（1999-2000）。就藝術與普通大眾的密切關係而言，《深圳人的一天》成為迄今為止中國公共藝術中最具當代性的里程碑。而值得注意的，這樣的進步與西方公共藝術理念的直接影響有關。孫振華在談到《深圳人的一天》策劃起因時，談到了參與其事的園嶺社區空間改造設計師的想法：「擔任總規劃師的楊建覺博士畢業于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他說：在我留學的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動一點土，砍棵樹，幹任何事情，首先就想到這是為誰服務。加拿大其實很左，在規劃上強調保護窮人，強調為人民謀利益。加拿大認為自己走在前面，而美國那種生活方式不能持久。在加拿大，任何時候做一個城市的一點設施，首先不是說有沒有錢，會不會，而是說應不應該。應不應該就涉及到為誰服務。」[8]

西方的理論和實踐為大陸改革開放後諸多社會變革提供了借鑒之資，也是促使大陸當代公共藝術取得進步的有效思想資源。從近年的情況看，在相關思想資源中，新類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觀念的引進，也許最具有前瞻意義。美國藝術家蘇珊•雷西是「新類型公共藝術」概念的首創者，她說：「我們也許可以把它稱為『新類型公共藝術』，形式與意圖上有別於一般所謂的『公共藝術』─那些過去二十五年來放置在公共場所裡的雕塑或裝置。不同於多數被稱為公共藝術的作品，新類型公共藝術使用傳統及非傳統媒介的視覺藝術，且與公眾互動，討論直接與他們生命有關的議題。」[9] 2009年上海大學舉辦的曹楊新村公共藝術展，已少量包含動員社區居民參與創作的環節，可以看做是大陸地區對新類型公共藝術的早期嘗試。而由臺灣吳瑪俐策劃的「2006年嘉怡縣北回歸線環境藝術行動」，是邀請17位藝術家在兩個半月時間裡進駐10個社區，協助社區居民建設理想家園。她以「藝術作為一種環境」為策展理念，提出「藝術家變為居民，居民變為藝術家」的行動口號。在更徹底的意義上，在社區公共藝術中打破了「藝術＝藝術家作品」的專屬權，使公共藝術沒有以獨立樣態出現，而是融入土地與人群之中。[10]

結語

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的公共藝術發展與三種力量關聯緊密：1、政府的意志。2、商業的需要。3、西方公共藝術理論的引入。這三種力量依次出現並起主導作用的大體時間區隔是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後。由此產生的最重要社會意義，是改變大陸長期以來計劃經濟模式下藝術創作的上層化和精英化傾向，讓藝術創作成果為全民共用，賦予普通民眾根據自身感受判斷藝術優劣的文化民主權力。從社會文化進步的意義上看，這個改變似乎是剛剛開始，而在前行的路上還會多有阻力。這種阻力會來自傳統與現實兩方面。在歷史上，中國主流文化是由主政者和依附于他們的文人階層所創造的，下層民眾的審美需求被嚴重忽略了。在現實中，因為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原因，大陸的藝術等級制還比較嚴重，即便是一些專家學者也還不能完全認同由民眾主導藝術評價的機制建設，所以，在大陸地區發展公共藝術事業還有大量的基礎工作需要去做。

[1] 吳士新：對公共藝術問題和中國當代公共藝術現象的分析和研究，雲南藝術學院學報，2006年01期，5-9頁。

[2] 宋文：珠海城市雕塑工作的回顧。《廣東園林》1990年03期，6頁。

[3] 孫振華：牛、獅子、深圳人——走向公眾的城市雕塑。《雕塑》2000年03期，20-21頁。

[4] 楊群：論青島城市雕塑。《美與時代》2015年02期，18頁。

[5] 王中：藝術營造空間，藝術啟動空間——訪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王中。《設計藝術》2013年01期，36-43頁。

[6] 筆者最早瞭解公共藝術理念也是從閱讀臺灣出版的兩套叢書（約20本）開始的。

[7] 翁劍青：中國公共藝術的當代性與世界性——對於外來相關理論之影響的闡釋。《公共藝術》2010年06期，28-33頁。

[8] 孫振華：方法論意識——公共藝術的基礎。《雕塑》2003年05期，17-19頁。

[9] 蘇珊•雷西著，吳瑪俐譯：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臺北：遠流，2004年，27-28頁。

[10] 陳泓易：居民變成藝術家：Imposition與Disposition之辯證。《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臺北：遠流，2007年，106-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