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藝術融入鄉村的背景與意義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大背景下，「美麗鄉村」和「特色小鎮」這兩個一脈相承的發展路徑被逐步催生出來，二者的協同發展建立因地制宜和可持續的基礎上，用鄉鎮旅遊、本土產業發展與文化傳承等方式實現鄉村的振興，為當代鄉村建設提供了新的契機。肩負責任感的知識份子們不謀而合地走進鄉村，介入到鄉村建設之中。在這一背景之下，中國大陸很多地區，尤其是東部沿海的較發達地區都「趨之若鶩」，爭相建設「美麗鄉村」或「特色小鎮」。儘管主流思想下的鄉村建設初衷是美好的，以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極有可能淪為資本與權力「密謀」的惡果。短期飛躍式的建設可能顯得有些霸權的政治味道，寓意中隱含著救贖之企圖，在無形中變成一種象徵暴力。幾乎以往的所有方式都脫離不了政府治理和旅遊開發的框架，但是這些做法都在運用現代化的方式和邏輯去進行鄉村保護、治理和發展，長此以往無疑是雪上加霜。於是，鄉村建設陷入了這樣的怪圈，即「越建設鄉村，我們離鄉村就越遠」，「越建設美麗鄉村，鄉村遭遇的破壞就越大」，「越建設特色小鎮，小鎮就越來越沒有特色」。需要強調的是，筆者認為「介入」、「建設」等語彙帶有強權意味，因此更傾向於「參與」、「融合」或「活化」。

目前，「美麗鄉村」、「特色小鎮」等運動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進行，鄉村建設問題已成為一門「顯學」。公共藝術（public art）進入鄉村，是其中比較新穎的一個面向。在全球化進程中，在地知識和地方感逐漸獲得重視，公共藝術作為一种文化思潮，成为一個與「鄉村活化」幾乎彼此呼應的方向。「鄉村活化」並不是簡單的地方和地理空間的營造，而是整合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因素的複雜共同體的塑造，真正使鄉村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共同體。公共藝術恰好是鄉村風貌和地方認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藝術實踐與鄉村活化在一個尊重多元差異性、地方性知識及生命尊嚴的價值體系中，藉由參與或融合，可以創造出更尊重人性、能引發社會認同的公共領域，為鄉村的永續性與歡愉活力做出貢獻。^[1]因此，藝術參與鄉村的新形式，正是對當前迅速發展趨勢的反思和挑戰，呼籲大家可以靜下來、慢下來，重新思考鄉村發展的問題。這與之前的鄉村建設與發展的思路和政策是截然不同的，這一模式的探索為鄉村建設提供了一種新的機遇和可能。就目前趨勢來看，藝術參與鄉建雖作為鄉村建設的小眾，卻有著較大的潛力和寬廣的發展空間，逐步吸引更多學者及實踐者的關注。因爲，鄉村建設並不是一蹴而就的，這應該是緩慢持久的過程。藝術家們有著獨特的認知方式，可謂是鄉村建設中的一股清流。藝術參與是一種相對柔軟的方式，需要外來藝術家與在地村民進行持續性對話，進而集結出巨大的力量，通過內外合作的方式，最大限度的激發民眾的能動性，在多主體的合作下完成鄉村活化和發展的目標。^[2]以藝術為載體，重建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神的關聯，修復鄉村的禮俗秩序和倫理精神，激發不同文化實踐主體的參與感、積極性和創造力，在鄉愁中追索傳統文明，綿續內心深處的敬畏與溫暖，進而探索鄉村活化的新徑路。

二、藝術參與青田坊的田野調查

青田坊是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龍潭鄉的一個生產小組。從明朝萬曆年間，劉氏兄弟瑤泉、卓霞二公來此開村，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自然環境方面，村落有著嚴格的風水佈局，在世代繁衍中，劉姓子孫開拓出九條南北走向的細窄小巷，縱貫青田坊，俗稱「九龍在位」；一條千石長街橫貫東西，標誌著青田自然村落的形成，如此大規模的道路工程，使青田坊在周邊村落中影響重大；村落周邊是由太公帶領村民開挖的河道，據說這些河湧與珠江相連，伴隨珠江一同潮起潮落，俗稱「玉帶環村」。百年以上的大樹有20多棵，綠樹成蔭，樹影婆娑，樹下成為村民的聚腳點，聊天、下棋、品茶無不在此，在青田坊只要有大樹的地方都能聽到村民的歡聲笑語。從社會文化空間來看，青黎書舍、傳經家塾是舊時的教育機構，建於清末，後者保留著精美的鑊耳山牆。「青藜」、「傳經」均是著名的劉氏堂號，兩家書塾得名於此，現充當祖屋功能；宗教上，青田坊的村民都是劉姓後代，「桃園三結義」的故事讓他們把關羽認作同姓先祖的兄弟，因此村落以關帝信仰為主，最直觀的體現就是「關帝神廳」，每年正月初八和正月十六要分別舉行隆重的「請神」和「送神」儀式；另外，在重要路口處，「土地公婆」隨處可見，保佑村子平安，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青田至今仍保留著「五月初八」龍母誕、「八月十五」燒番塔等重要習俗。^[3] 由於地理位置偏僻，因此在強勢的工業化衝擊和城市化裹挾中倖免於難。小橋、流水、古樹、家宅、廟堂、書院等，較為完整地呈現出嶺南水鄉獨特的地域風貌、鄉村形態和文明秩序，傳統線索清晰可見，歷史遺存有跡可循，這在高度工業化的順德的確難能可貴。^[4]於是，青田坊順理成章成為藝術活化鄉村理想試驗田。

2017年3月19日，藝術家渠岩於「中國鄉村文化活動日」在順德青田正式發佈「青田範式」，通過建立九大關系，追索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即：劉家祠堂——人與靈魂的關係（宗族凝聚），青藜書院——人與聖賢的關係（耕讀傳家），關帝廟堂——人與神的關係（忠義禮信），村落佈局——與環境的關係（自然風水），禮俗社會——人與人的關係（鄉規民約），老宅修復——人與家的關係（血脈信仰），桑基魚塘——人與農作的關係（生態永續），物產工坊——人與物的關係（民藝工造），經濟互助——人與富裕的關係（豐衣足食）。^[5]可以說，「青田範式」是新時期藝術鄉建的轉型，這九條範式在歷經戰亂的北方很難得到完整的呈現，而青田有著得天獨厚的環境條件，使得地方文脈相對完滿地保全下來。這九條範式囊括青田坊的歷史、政治、經濟、信仰、禮俗、教育、環境、農作、民藝、審美等方面，在這裏幾乎都能追溯到文化線索，進而接續文明，這是其他地方無所企及的。

隨著藝術家越來越意識到尊重地方性知識的重要性，他們開始與社會文化研究者合作，尤其是具有批判精神和社會情懷的人類學者，二者在很多方面是不謀而合的。筆者有幸參與當代藝術家渠岩教授主持的「歷史文化名村保護規劃倡議設計人才培養」專案，並擔任村落社會文化空間調查組負責人，在青田坊進行駐村田野調查，通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問卷分析等方式，目前我已完成《青田坊村落社會調研報告》，並獲得了當地政府、企業家和青田村民的認可；這種方式包含對以往「美麗鄉村」建設中的「拍腦袋」、「隨大流」等問題的批評性反思，從而杜絕脫離鄉土社會文化脈絡與主體訴求的「藝術鄉建」。在質性研究的同時，我嘗試進行定量研究，比如村民對於該項目推行的認知和態度的問卷測評；另外，作為人類學者，不僅要做一名觀察者和記錄者，我還希望為當地做些事情，成為一名有擔當（engagement）的參與者，所以我還協助當地鄉賢搜集資料，開展《青田坊志》的撰寫；同時，與攝像團隊合作，進行青田坊的紀錄片拍攝，並且進行腳本撰寫等。

三、藝術活化鄉村的困境與展望

在與藝術家合作、觀察和參與藝術活化鄉村的過程中，我將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其中，嘗試在與多主體的在地社會實踐中繼續探討藝術活化模式，并從已有田野材料出發，直面當前所處的困境，進而提出展望。

（一）主體缺位：「鄉民在場」還是「被迫忽視」？

當地村民是鄉村復興過程中最重要的力量，他們才是鄉村的真正主體。然而，儘管他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保持著「在場」狀態，但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於是他們就成了「在場」的「不在場者」。筆者曾在調查問卷中考察過鄉村活化參與主體的排序，村民往往會把政府、藝術家或企業家等擁有權力或資本的外來者排在前面，自己則被置於後面。也就是說，他們會把所有的期待都託付於政府官員、藝術家和企業家等，對於鄉建這一過程，自己則站在旁觀者的角度，除個別積極分子，很少有人會親自參與實踐，因為人們普遍忙於生計。再加上外來者強勢性的賦予和居高臨下的精英主義優越感，儘管外來者的初衷是善良的，願望是美好的，但執行總會遇到問題。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總結的，那些試圖改變人類狀況的國家項目走向失敗的四個致命要素，即「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模開展社會工程的可行性；極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願望；獨裁的國家有實現這些願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最終使得這些計畫能夠付諸實施。」^[6]如此看來，公民社會似乎並沒有發揮出與外來力量抗衡的能力，村民們或被迫喪失、或主動放棄了表達訴求和願望的機會。因此，專業者的職責并不是以權威者的立場來主宰環境的品質與意義，繼而將這確定的價值系統，落實在實質的空間場所中，而應當肩負起與村民彼此溝通、協助鄉村鑒定價值系統的責任。這也是筆者反復強調的，公共藝術並非強硬地「介入」，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融合」。

（二）目標背離：「文明復興」還是「文化觀光」？

以往的「美麗鄉村」建設往往只是表面的改造，但是外觀的改變很難觸及更深層次的範疇，更何況有些建設僅僅建立在設計者天馬行空的狂想之上。落實到根本，鄉村活化的困境不僅僅是物質形態的問題，而是關涉文化主體性之存續的文明本體問題，是重建「精神家園」的構想。然而，「精神家園」似乎離人們日常的衣食住行過於遙遠，關於這一問題，筆者曾當地村民做過深度訪談。他們曾一度認為這只是藝術家浪漫的想像，因為村民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務實的，希望改變鄉村的困境，尤其提高收入水準和生活品質；即使整治生態環境，給予藝術化的外觀，還以綠水青山，也希望以此作為金山銀山的資本。如此看來，當地村民的理想和藝術家的初衷似乎是相背離的。這也挑戰著我們對公共藝術本質的已有的認知，其實公共藝術不僅僅是一個完成品，更是一個價值發現和昇華的過程，是一組哲學省思，是一個倫理行動，是對一個更大的社會文化議題的整體關照。因此，我們要將這兩個南轅北轍的目標拉回到一個平衡點上：一方面，既要提升當地的經濟水準，又能讓村民接受鄉村復興，同時還能讓他們積極參與其中；另一方面，不能使外來者的主觀意識占上風，不能使計畫成為居高臨下的扶貧幫困，也不能使鄉村淪落為千篇一律的觀光藝術村。最終能否回到理想的「原點」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因為「本真」狀態也是建構的產物，無論公共藝術如何更大程度地實現在地化，都無法契合想像中的傳統文化發展邏輯，但是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傳統信仰與當代心靈的連結。

（三）發展張力：「各謀其利」還是「合作共贏」？

參與鄉村活化的每個主體都有自己的理念和期待，採取的策略和手段不盡相同，在利益上也存在分歧。比如，政府希望鄉村實踐者在鄉村中做出的成效成為自己政績的重要部份，企業家期待將實踐者探索出的範本推廣并獲利，藝術實踐者的資金則主要依託與前兩者的贊助等。多主體在這一動態過程中體現著各自的能動性，這應當是一個勢均力敵的權力架構，贊成、反對、統一、爭吵等都是人之常情，而且最終完全有可能達成共識。我們現在倡導的「公共藝術」，已不是傳統上陳列或放置在公共場所中的雕塑或裝置，而是一個充滿能動性的、以公共議題為導向的、讓不同主體積極參與互動的藝術創作過程。正如蘇珊·雷西所說，這是一種「新類型的公共藝術」，「它也許有形（如壁畫、裝置），也許無形（如行動、表演）；有的長期存在，有的短暫停留，但都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同於大多數被稱為公共藝術的藝術，新類型公共藝術使用傳統及非傳統媒介的視覺藝術，與廣大且多樣的公共互動、討論直接與他們生命有關的議題。它是以「入世」（engagement）作為基礎想法。」^[7]基於對其新的理解，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一種普遍的中心主義的觀念去強加於他者，亦不能過度放大文化獨特性，而使得公共藝術成為不可理解和不可通約的存在。是以，如何在多主體的互動中取得平衡，使其能夠平等、公正地對話；每個主體都有著策略性抉擇，如何讓這些選擇不謀而合，共同促進鄉村發展，實現合作共贏，需要筆者在接下來的田野調查中進一步思考。

與「農村」這一功能化的定義相比，筆者更傾向于把這些生動活潑的場域稱作「鄉村」，因為鄉村不僅僅只有務農這一種形態，它更是一個複雜多彩的文明體系。活化，意味著鄉村不再只是冰冷的軀殼，而是逐漸成為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共同體。儘管通過探討，我們發現公共藝術在融入鄉村的過程中依然面臨相當多的困境，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會成為我們當下及未來發展中必然的考慮和選擇。

^[1]麥肯·邁爾斯：《藝術·空間·城市：公共藝術與都市遠景》，臺北：創興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P6-8。

^[2]吳瑪悧主編：《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P14-25。

^[3]詳見劉姝曼：《青田坊村落社會調研報告》，「杏壇鎮青田村落群保護開發概念性規劃設計及旅遊開發服務項目」，2017年5月。

^[4]劉姝曼：《回首、反思與展望：藝術介入鄉建的人類學考察》，《民族藝林》，2017年4期。

^[5]渠岩：《青田範式：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許村論壇》，2017年2月18日。

^[6]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變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P1-9.

^[7]蘇珊·雷西：《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P27-28.

參考文獻

鄧小南、渠敬東、渠岩、王南溟等：《當代鄉村建設中的藝術實踐》，《學術研究》，2016年第10期。

金江波、潘力：《地方重塑——公共藝術的挑戰與機遇》，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6年。

劉姝曼：《回首、反思與展望：藝術介入鄉建的人類學考察》，《民族藝林》，2017年4期。

劉姝曼：《青田坊村落社會調研報告》，「杏壇鎮青田村落群保護開發概念性規劃設計及旅遊開發服務項目」，2017年5月。

劉姝曼：《鄉路漫漫：青田深處是家園》，《青田論壇》，2017年3月27日。

麥肯·邁爾斯：《藝術·空間·城市：公共藝術與都市遠景》，臺北：創興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渠岩：《青田範式：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許村論壇》，2017年2月18日。

渠岩：《鄉關何處：從許村到青田》，《許村論壇》，2017年2月18日。

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變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臺北市文化局主編：《解放公共藝術：破與立之間》，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4年。

王建民：《人類學藝術研究對於人類學學科的價值與意義》，《思想戰線》，2013年第1期。

王建民：《藝術先鋒和實踐反思》，《中國文化報》，2016年8月24日。

吳瑪悧主編：《藝術與公共領域——藝術進入社區》，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蘇珊·雷西：《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曾旭正:《在社區營造藝術》，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