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印度藝術家Jasmeen Patheja和他的團隊在班加羅爾、新德里、加爾各答和其它印度城市實施的“跟我說話”（Talk to Me）藝術專案 [1] 不僅是優秀的公共藝術個案，而且本身就是一場出色的社會創傷療治運動。本文以此為個案，試圖探討其自覺的社會責任感與建設性的對話倫理實踐如何擴充和豐富了公共藝術的社會學內涵。

作為公共藝術項目實施的“跟我說話”活動有著非常殘酷的社會問題背景。2012年12月，一名女學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輛汽車中被輪奸，最終死在新加坡一家醫院。該事件激起了國內外極大民憤，性襲擊的具體細節被網路媒體傳播到世界各地。最後，導致印度政府出臺了新的反強姦法律，法庭判處強姦者死罪。事件異乎尋常的殘酷，絕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長期以來整個印度次大陸普遍存在的性侵犯現象的一個終於引起世界公憤的事件。被許多印度人委婉地稱之為“戲弄夏娃”的性侵犯，指的是男人對婦女的性騷擾和猥褻。2003年，由Jasmeen Patheja發起的“Blank Noise”（“空白色雜訊”）作為一個針對廣泛的騷擾、調戲和強姦女性的社區公共藝術項目最早在班加羅爾開始實施，多年來這個專案的發展勢頭強勁，成為全國性的社區公共藝術運動。“空白色雜訊”由不同年齡的男女志願者組成團隊來實施，在引發性騷擾問題的街頭與公眾對話，討論“挑逗”、“騷擾”和集體責任等問題，希望社會實現對待女性的平等觀念和消除性侵犯現象。這些志願者被稱為“行動英雄”，有越來越多的社區男性和女性公民參與到這個公共項目中。

2012年的這件性暴力案件發生後，作為“Blank Noise”的延伸專案，《跟我說話（2012）》（Talk to Me，2012）以更成熟的方式更廣泛地吸引著公共輿論的關注。在那些夜裡光線幽暗的街道或經常發生性侵犯的地點，“行動英雄”們設置了有桌椅、茶點的討論區，邀請公眾參與討論“性暴力”等問題，每次活動的時間長達4小時。參與談話者來自不同背景，在現場實現跨越階級、種姓、宗教、性別和語言之間的對話。對話結束後，參與者會得到一朵花作為禮物。通過對話，既引起公眾對性暴力的關注和反思，同時也直接引起對城市公共空間中的危險區域的安全關注。這個公共藝術項目由於公眾的參與度和在各地的普及性，以及在解決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上的勇氣和積極態度而贏得了讚譽。

長期以來，印度女性飽受來自男性的性攻擊、性騷擾之害，是當今人類文明中臭名昭著的社會公害。另一方面，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女性的覺醒與社會地位的上升也同樣為世人矚目，甚至在國家最高權力結構中產生過女總統、女總理。但是，女性在這個國家最大悲劇就是她們自身的生命安全與性安全毫無保障。從越來越多的印度研究學術成果與田野調查中，人們不難認識到正是印度文化傳統中存在的黑暗面與現實社會發展中的法治等領域的積弊，使印度女性的命運遭受如此普遍與嚴重的劫難。比如，傳統文化中缺乏對女性的尊重，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導致女嬰死亡率居高不下，男女性別比例極不平衡；而長期以來在印度法律體系中，針對性侵犯或性騷擾專門的法律更是嚴重缺位。社會學家和犯罪專家的研究指出，性侵害案件背後的原因是仇視女性的態度根深蒂固，而女性越來越多參與社會生活，印度人口性別結構的變化也助長了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同時，隨著社會抗議輿論的持續發展，印度女性對自身思想觀念的反思也逐步成熟，她們越來越意識到傳統文化觀念是如何形塑著她們自身，導致她們不但經常錯誤地理解男人對她們進行的性騷擾行為，甚至歸咎於她們自己。

只有充分認識印度性傷害問題背後的文化與社會根源，我們才能深刻地理解這個題為“跟我說話”的公共藝術項目的內在理念與重要價值。

二

我認為作為一項優秀的公共藝術個案，“跟我說話”項目不是一種普通的公共對話實踐，而是一場出色的社會創傷療治運動。對於受害者或旁觀者來說，通過“行動英雄”的主動引導，在對話中直面性暴力創傷的歷史與現實，以及聯繫廣泛存在的社會問題與歷史遺產，可以有效地開啟社會創傷療治及身份重建的過程。

在這裡我們可以德國著名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的“社會治療”觀念中獲得啟發。博伊斯曾提出“社會雕塑”的觀念，而與之緊密相連的是他的關於“社會治療”的理想目標，兩者之間的聯繫是：以“社會雕塑”作為對社會採取“溫暖療法”的方式，“以‘雕塑’作為擴展和延伸個人意識的過程，並把視野引向社會正義，即用‘溫暖療法’作為社會治療，並在將來過渡到‘溫暖雕塑’，最終克服現代社會給人性帶來的異化”。[2]

其實，關於“療法”的提法也與博依斯在大戰後的個人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於1954年畢業後即面對著種種窘迫困境，身上的創傷時有復發，精神和體力都處於危機狀態。他不得不經常接受精神治療，還曾經產生自殺的念頭。後來他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這段危機中，無疑是戰爭的經歷和當前的事件都有影響，因為總有東西要消亡。我認為，這個階段對我是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從這時起我徹底改變了肉身結構。我拖著軀體已經太久。開始時覺得精疲力盡，很快就成為正常的代謝過程，內在的東西必須徹底轉換，整個肉體都要置換。疾病幾乎總是生活裡的精神危機，過去的經驗和思考被丟棄，而融為積極的轉化。”[3] 由此可見，博伊斯的個人療傷與他的“社會治療”觀念之間有著真實的聯繫，都反映出藝術對個人和社會療傷的可能性和真實性。

對於當代公共藝術的發展，這種“社會治療”觀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這種藝術的“治療”觀表明他反對傳統的藝術概念與功能觀，但是與其他“反藝術傳統”論者不同的是，他強調藝術對生活的批判與積極建構作用。在這裡我們應該特別反思的是，當代公共藝術也應該摒棄傳統的公共藝術觀的狹隘性與物質功利性，全面重新審視自身對當代社會發展所負有的真實使命。“跟我說話”項目顯然具有非常明確的社會療傷宗旨，與博伊斯的“積極的轉化”觀念一脈相承，雖然在兩者之間或許並沒有直接影響的關係。

以藝術作為社會療傷的有效手段，這在印度當代藝術的最新發展中也是有跡可尋的。2015年初在廣東美術館展出的專題展覽《眼睛與思想：印度藝術新的介入》（由廣東美術館、印度新德里文化部、印度駐廣州總領事館和印度國家現代美術館共同主辦）比較有深度地反映出當代印度藝術家關注社會現實、全面反思印度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等現象的傾向性，也說明了公共藝術在印度的發展具有當代藝術的觀念背景。

三

從“跟我說話”專案的理念背景來看，廣泛的、公開的和有意識地選擇場所的街頭對話活動充分體現了在20世紀晚期西方倫理學中迅猛發展的對話倫理學的實踐性，使階級壁壘、種姓文化、宗教信仰、性別觀念和個體語言等議題成為男女之間的交流內容，從而使理性的交流與協商成為面對問題的基本方式。

應該充分認識的是，公共藝術的社會學內涵的發展與當代藝術發展中的公共政治關懷傾向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比如，當代藝術創作中經常可以見到表達對實現公民自由權利的訴求。如博伊斯在七、八十年代堅持不懈地利用每次展覽、行為藝術等機會宣傳他的實現公民自由權利的思想和綱領，他曾在1972年的100天裡一直堅守在他的“通過公民表決實現直接民主組織” 的辦公室裡，嚴肅地、耐心地接待來訪的公眾、進行論辯。[4] 博伊斯的社會治療方案的重要特徵就是提倡對話與交流。有學者指出，“對話與辯論成了公共交流的根本媒介，這是當代公共藝術應該積極借鑒的實踐形式。重要的問題是打破傳統的公共藝術觀念中的沉默，以對話作為公共交流的重要形式，使公共藝術家和公眾的關係獲得更新，以推動建設公民社會的進程。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公共藝術面臨的是建設公民社會的迫切需要，如何建立一個開放的、積極的、以思想的交流與對話為重要形式的公共領域，是公共藝術不應推卸的責任。”[5] 可以說，“跟我說話”項目就是出色的公共交流行為，是對公共藝術中的“對話“的精彩詮釋。

Jasmeen Patheja和他的團隊在“跟我說話”這個項目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從某種社會學研究的意義上說，可以用市民社會研究中的 “仲介結構” 概念來進行詮釋。所謂“仲介機構”指的是居於個人和宏觀巨型結構（國家、市場）之間的機構，如家庭、基督教會和猶太會堂、志願社團、鄰里等等。它“對於民主社會的活力至關重要”，“因為處於隔絕狀態的個體只有通過它們的幫助，才能在一個複雜而充滿競爭的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某種意義上，個人在面對外部世界時，只有加入社團才擁有了保護自己、表達自己的手段”。[6]

對於在經受性暴力之後的受害者及其家屬，以及在這個社會問題上負有責任的公共管理者和所有社會成員來說，更加需要有這樣的“仲介機構”來參與承擔社會療傷的重任。

藝術家群體作為這樣的“仲介機構”開展以“對話”為核心的街頭藝術活動，正是體現了公共藝術介入社會療傷、建設良善社會所負有的責任和社會學內涵。這樣的創作活動在世界各地都不乏個案實例，如2004年在臺北舉行的名為“城市行動”的活動中，由藝術家與不同的市民群體就自身關注的五個核心議題進行對話和討論，對提高市民關於城市進步的價值認同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當然，在印度社會獨特的性暴力問題語境中，Jasmeen Patheja團隊的“跟我說話”專案由於其對話議題的巨大挑戰性和所面對現實的嚴酷性，更加具有了社會療傷的突出意義和難度，因而更具有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

以公共藝術的名義開展街頭對話活動，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與哈貝馬斯提出的對話倫理學也有觀念上的聯繫。通過闡釋人的交往理性，哈貝馬斯提出著名的“對話倫理”（discourse ethics）觀念，他希望通過開展真正理性的對話尋求關於真理的“共識”，從而解決公共管理的合法性危機和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其理論既有理性主義色彩，但是也被質疑為缺乏實踐的可能，因而具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

不可忽視的是，在本文所討論的類似Jasmeen Patheja團隊的“跟我說話”項目這樣的個案中，出現對其實踐中的真實功能和是否屬於“烏托邦”的質疑是比較自然的。其實，從當代藝術的角度來看，被認為有烏托邦因素並不稀奇。比如，美國藝術家漢斯•哈克則在1970年現代藝術館的“資訊”展中放了一個投票箱，要觀眾表達對洛克菲勒支援尼克森總統中國政策的看法。這種以藝術為媒介實現對法律和政治上的公民權利的體驗的行為，與真正的公共政治生活實踐相比較，也免不了被貼上“烏托邦”的標籤。但是，在阿多諾看來，所有的藝術都包含著烏托邦的因素，因此所有藝術都是激進的；他還認為正因為這樣，“在不可理解的恐怖與痛苦的時代，它是唯一維繫著真理的媒介。” 特裡•伊格爾頓接著補充說，“在藝術中，理性社會所隱匿於其中的非理性因素被呈現出來”。[7] 重要的問題是，每一次這樣的公共對話和街頭行動都會對社會中的某些成員產生作用，而且會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傳播管道，相關的對話和感受必然會在社會輿情中產生影響。因此，所謂的“烏托邦”質疑只是在社會作用的普遍性和整全性意義上才是合理的，而對於社會療治的目標而言，它恰好是在局部的、個別的意義上產生真實作用。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街頭行為，“跟我說話“項目具備了公共藝術的許多核心元素，如邀請與介入、友好氣氛的營造、較長時間的個體交流以及作為城市景觀中的人文溫情等等，這些都是公共藝術的審美力量優勝於一般的社會集會等公共活動的地方。尤其值得注意到是，該項對話行動對於公共空間的選擇，它把性侵犯的案發之地與危險區域作為談話地點，明顯具有針對性和從記憶中消弭傷害的主動性。

卡特琳•格魯在《藝術介入空間》[8] 中認為藝術介入公共空間的基本目的，就在於要通過某種可感知的形式來使某種場景、事件、觀念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思考，顯現出事物所含有的公共性。作者以博依斯的《給卡塞爾的7000棵橡樹》為例進行闡釋：“我們知道，種一棵樹、立一塊石頭是一種原始儀式性的實踐，某些公園便採取如此的做法。然而，邀請其他人在他之後繼續這一舉動，也就是要溝通一種已經過時的象徵性價值，但這也是對未來的保證。藝術家在此被遺忘，他的目的是號召每一個接受此計畫的人，願意在城市的空間內與他人共同且公開地參與這個行動。”[9]

值得欣喜的是，“跟我說話”這項公共藝術專案在印度各地城市的展開，使人們看到了以對話消弭傷害的普遍願望與鼓舞人心的可能情景；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它讓人們看到了以公共藝術中的對話手段可能達到的社會療傷效果。

[1] 詳見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與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主辦的第二屆國際公共藝術獎相關材料，由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公共藝術》編輯部提供。以下關於該專案的背景介紹及相關內容出處同此，不另注。

[2] 庸現、藍鏡《資訊資本主義時代的博伊斯——“社會雕塑”與“理性利己”的博弈》，王璜生主編《社會雕塑：博伊斯在中國》，第104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9月。

[3] G.阿德里安尼、W.康納茨、康納茨、K.湯瑪斯：《約瑟夫，博伊斯，生活與創作》，轉引自朱青生《博伊斯的非常反省論稿》，同上書，第48頁。

[4] 海納爾•施塔赫豪斯《藝術狂人—— 波伊斯》，第116頁，趙等榮等譯，吉林美術出版社，2001年6月。

[5] 李行遠《作為“社會治療” 的公共藝術——以波依斯的藝術觀念與實踐為中心》，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第一屆國際公共藝術研討會論文，2013年。

[6] 唐•E•艾伯利主編《市民社會基礎讀本—— 美國市民社會討論經典文選》, 第21頁, 林猛等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6月。

[7] 阿多諾的原話見其《美學理論》，第27頁，這裡轉引自特裡•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349～350頁，王傑等譯，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6月。

[8] 卡特琳•格魯《藝術介入空間》，姚孟吟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9] 同上，第108頁。

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