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明斯特學習?

姜俊(中國美術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當代藝術和消費神話——城市和公共藝術

由於國內藝術項目和藝術節開始大行其道,隨著中產消費的升級,地方旅遊業也不斷發明各種點子,無論是IP泛娛樂產生的旅遊項目、文化節慶,如音樂節、戲劇節,還是多種休閒體驗式度假消費,當然自然包括以當代藝術為主題的旅遊創新,層出不窮,這個在日本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中表現的得尤為清晰。只要能吸引更多的遊客,激發和帶動當地的各項產業,無論是雕塑、設計、藝術都可以毫無保留地互相銜接。雖然標題以「藝術祭」為名,但藝術在整個大佈局中其實只不過是提味的「醬菜」罷了。而今天在全球各地不斷開幕的公共藝術展覽,城市和戶外當代藝術的聯動都根源於一個起點——「明斯特雕塑項目」展。

2017年6月10日,「明斯特雕塑專案」展再次在2007年的10年後拉開帷幕。從1977年第一屆算起,它已經經歷了40年,加上2017年共召開5次。自此這座「迪士尼」般的古城(中世紀的古街幾乎都在二戰中被盟軍摧毀,現在的「老城」是原封不動的重建)將經歷100天全城的配套藝術活動。除了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之外,明斯特也將再次成為歐洲夏日藝術愛好者的獵場。大家將騎著公共自行車在城市中穿行,在地圖和大街上掃蕩著35位藝術家(見附錄一)為我們獻上的公共藝術饕餮大宴。

在德國,今年夏天比明斯特略微提前開幕的卡塞爾文獻展被所有人一致批判,在德語媒體中幾乎沒有聽到有什麼正面觀感。他們往往會這樣寫道:「只看見一個充滿野心和龐大的策展計畫,但很少有如同上一屆那樣好的藝術作品」。或者會說:「卡賽爾文獻展是一個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的圖示展,策展人裝作貌似他才明白什麼是對當下糟糕現實的拯救。藝術作品是如此簡單、明晰,就如同他政治宣言的插畫一般。」大多數的德國媒體批判完卡塞爾會加一句:「要去看藝術,大家最好還是轉頭去明斯特。」儘管如此,卡塞爾的拜訪量還是絕對爆棚,在左翼態度下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有效運作就此暴露無遺。

明斯特相反就是一個小資情調的優美小城,它的優點也幾乎和缺乏主題有關,或者它的主題永遠是一個,那就是「明斯特這座城市的文脈」。城市文脈成為了這個展覽應該被納入考慮的背景知識,36位藝術家任意在城市中選地方做作品,遊客們騎著自行車、拿著地圖在美麗的古城中穿街走巷地展開「尋寶之旅」。 公共汽車也非常配合地在報站中加上了雕塑專案展的內容,提醒大家每個站附近有哪些作品。 每個地點只有一件作品,可以仔細反復觀看,順便交流一下,讀一下導覽說明。這相對還是非常愜意和輕鬆的,顯然比卡塞爾趕火車式的遊覽體驗好很多。 最讓我欣賞的是,全城藝術項目全都免費,這完全和卡塞爾一邊展示著令人匪夷所思的左派情懷,另一邊卻通過高價門票實行階級分層拉開了距離。

雖然與瀨戶內海的小島行船相比,明斯特的自行車還是顯得體驗性不足,而且明斯特展覽的相關服務也無法和日式的無微不至相提並論,但所有的導覽都是由當地藝術學院和大學藝術史系的學生來執行,有著德式的學術專業性,幾乎不會存在順便非常露骨地推銷當地土特產的日本特色。相對日本的公司運行制,明斯特這一整套系統明顯是以其主辦者明斯特LWL州立藝術與文化博物館(LWL-Museum für Kunstund Kultur)為核心的機構延伸,室內和室外的實質區別已經可以忽略不計了,藝術品被從白立方搬到了城市舞臺上,城市成為了一個龐大的美術館。日常空間和藝術空間的隔離需要被揚棄,藝術進入生活,生活被美化為藝術。在明斯特藝術導覽和城市觀光導遊既可以互相混合,也可以相互切換,但它們兩者還是保持著一定的界限。

相對於小島之旅,享受自然風光,歷史性和宗教傳奇才是明斯特的賣點,同樣,像威尼斯、烏鎮這些城鎮一樣,想要凸顯古城藝術節的特色,制定因地制宜的策略尤為重要。歷史的景觀如何可以與當代藝術結合起來,並創造出新的傳奇?或者使得前現代的神話再次找到一套後現代的敘述和演繹方法,並啟動歷史和在地場域呢?我們到底可以向明斯特學習什麼呢?100天的藝術展使城市幻化為某一個龐大的藝術劇場——一種暫時的城市異托邦效應。

二、當代、過去——藝術中的在地性

到了明斯特,環問周遭,即使是做「明斯特雕塑專案」展研究的德國朋友們都會說,是一個很「美」(Schoen)的展覽。的確,有一些作品還有點趣,但另一些則不盡人意,它一點都不挑釁,也不聲嘶力竭,也毫無爭議,甚至賞心悅目,總之是一個非常和諧而安全的展覽。

艾謝·艾克曼(Ayse Erkmen)的作品《在水上》幾乎成為了2017年「明斯特雕塑項目」展在所有媒體上的代表性形象。人們在水面上行走就仿佛是《聖經》中耶穌淩波微步的現場版。Ayse Erkmen這位土耳其女藝術家在明斯特舊碼頭的運河中安置了一座隱蔽在水中的橋,來訪者可以在當下酷熱的高溫中赤腳在水上漫步。每位看到這張照片的讀者,應該躍躍欲試地要來明斯特親自體驗一下才對。

廢舊的碼頭現在早已被改造成為時髦的酒吧、餐廳一條街,並企圖轉型為文化創意社區,這裡還包括了藝術家、設計師的工作室和藝術展示大廳。它是一個城市士紳化非常成功的案例。一到夏天的傍晚,這裡滿是燈光、音樂,空間中彌漫著披薩的味道,各種品牌的冰啤酒、人和狗都會聚集到這裡,眺望著對面發電廠和徐徐下沉的夕陽,不禁感歎:生活如此美妙!

與其說《在水上》是一個藝術項目,不如說它更接近一個有趣的娛樂體驗項目。雖然它能給我們帶來的反思性過於簡單和單薄,但它有著很強的娛樂性和互動參與性,清楚地表明瞭城市劇場化的核心精神。

在一般狀況下,我們開始親身觀展的第一個作品是處於明斯特LWL州立藝術與文化博物館入口附近的《Benz Bonin Burr》。雕塑專案展的訊息台也就在那裡,從那裡可以得到一切關於明斯特和展覽的訊息,就如同一個遊客中心。在那裡可以輕鬆地看到一輛巨大的賓士牌卡車,卡車邊上是一件貌似亨利·摩爾的雕塑。千萬別以為那是臨時施工現場,這就是一件作品,而且是挪用藝術。我們所看到的百分之百是亨利·摩爾的雕塑,名為《射手》(Die Archer)。2017年初,明斯特在LWL博物館舉辦了亨利·摩爾的回顧展「亨利·摩爾——對歐洲的激發」(Henry Moore—Implus für Europa)。而這件雕塑就是那個展覽的遺留物,我們在展覽海報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展覽不只是對於利物浦同名展覽的移植,策展人還特別配合找到了二戰後受到亨利·摩爾影響的德國藝術家的作品,共同展示,形成對照閱讀。亨利·摩爾這位英國雕塑家可以說是二戰後開啟了西德重回現代主義雕塑藝術大門的第一人——第二次現代主義的浪潮。

而這件亨利·摩爾的雕塑《射手》並非來自於利物浦,而是柏林新國家畫廊(Neue Nationalgalerie)。由於最近整修由密斯·凡德羅所建的玻璃美術館建築,所以這件雕塑暫放明斯特5年。對此德國女藝術家Cosima von Bonin給了一個非常巧妙的方案,名為《Benz Bonin Burr》。它幾乎非常巧合地把幾個現場的事物連結了起來。Benz顯然指的是賓士牌卡車,Bonin是Cosima von Bonin自己,而Burr是另一位合作的美國藝術家Tom Burr,他是Bonin的好友,其個展《自我的剩餘》(Surplus of Myself)正好在邊上的藝術家協會中展出,卡車運載平面上的黑色大箱子就是他的作品。Tom Burr活躍於上個世紀90年代,他的作品在極簡主義幾何外觀的背後有著同志議題和個體的私密性暗示,據說在他個展中出現的鞋子和外套都是他自己的私人物品。 Bonin的這個設計使得三個B連在一起,她自己仿佛是賓士和Tom Burr之間的連接子號。

但從另一個歷史角度看,上世紀70年代市民和大學生曾經強烈反對亨利·摩爾作品在明斯特落地,這種對現代主義雕塑的敵視也促使第一屆明斯特雕塑展(SkulptureAusstellung in Münster 1977)的舉行——今天所有的故事都統一表述為——雕塑展的舉辦是展覽發起人Klaus Bussman為了啟蒙保守的市民。本屆展覽的參展藝術家Cosima von Bonin和Tom Burr合作的這一件作品似乎對該事件做出了創意十足的隱射。仿佛這一搬運現場是為了回應40多年前的那個故事。從某個特定的角度看,黑色的箱子上還標著「易碎」(Fragile)的字樣,似乎準備把摩爾的雕塑運走。但今非昔比,這件作品不再是如同40年前那樣過於前衛,而是在今天過於落後,跟不上「當代」的步伐。

在整個雕塑展中,最讓我感覺溫暖的是田中功起的《如何共同生活》(How to Live Together)。在今天的歐洲,難民無疑是非常當下的議題,同時伴隨著英國的脫歐和各國民粹主義的強勢回歸,特別是作為新富的歐洲,階級固化問題也尤為嚴重,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之間的溝通處於斷裂,如何共同生活的確成為了一個大家需要關心的問題。《如何共同生活》出自于羅蘭·巴爾特1977年為法蘭西學院所開的同名課程記錄。田中功起也同樣在明斯特開了一個作為藝術項目的市民工作坊,並最後生產了一本工作記錄手冊。他在報紙上登廣告招募自願參與專案的市民,並從2016年10月1日到10月9日策劃了一場「真人秀」,並用影像記錄和表現了這一過程。在展覽現場我們可以通過幾個影像裝置回顧他們的工作,並還附有一本免費的記錄手冊。這一部分的內容將由我們這期明斯特專輯中的另一篇文章詳細討論,這裡就不再贅述。

作為古城的明斯特,有一座建築在歷史上特別重要,那就是中世紀傳下來的老市政廳,其中的和平大廳(Friedenssaal)今天已經成為了一個旅遊盛景。它當初是資政廳兼審判大廳,也是1648年《威斯特伐倫條約》(Westfalischer Friede)中的《明斯特和約》的簽署地,還是那個曾經終結了30年戰爭的地方。1648年新教和天主教長達30年的霸權爭奪戰以一種外交的手段告終,簽約方包括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三世、西班牙王國、法蘭西王國、瑞典、荷蘭共和國、神聖羅馬帝國諸侯以及帝國內的自由城市。條約由《明斯特和約》和《奧斯納布魯克條約》兩部分組成。政治學者一般將該條約的簽訂視為「民族國家的開始」,因為它大致確定了今天歐洲各國的疆域。這一場所也成為了某種對話空間的象徵,也代表了宗教之間的寬容成為現實,以及民眾權力的崛起。

羅馬尼亞藝術家Alexandra Pirici的行為表演《滲透的場域》(Leaking Territories)就發生在這裡。她以往的藝術中主要是以行為表演、舞蹈、劇場為主要形式。在她介入性作品中歷史文脈、地方的特定意義成為對象,如公共的紀念碑和機構場所等,她用演繹的方式遊戲性地質問和戲娛在其間存在的既定等級秩序和關係範式。因此老市政廳的和平大廳被她選上也毫無意外,其中七位表演者運動著身體,緩慢地在空間中來回。每個表演者念著重要的歷史事件,並以今天的時間和所在的地點來定位這些已經逝去的過往,比如以「Here we are」開頭,xxx年之前,距這裡xxx千米……。這些在大廳中穿行的表演者就如同是搜尋引擎的化身。整體表演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單方面地由表演者演繹的歷史大事件,第二部份存在微微的互動,表演者邀請觀眾提供想搜尋的詞條,然後表演者就如同Google一樣開始搜索……。

作品以舞蹈和劇場的形式出現,肉體被演繹為媒體和介面,使得敘述的時空在真實時空中成為了一種「超文本」(Hypertext)連結。這個象徵性的空間通過七位表演者的歷史宣讀向外打開,同時也從外部向內滲透,多角度的參照點仿佛被網狀連結起來,使得聯想得以馳騁。歷史在這樣的方式中被感性地演繹出來,如同構成了另一種活體拼貼,民族國家的神話和建構被展現,並被質疑。她非常應景地涉及了歐洲當今的困境、文化的隔絕、對話的中斷,因此如何再次進入新的交往和多方溝通成為至關重要的時代任務。

每天下午4點開場的表演和之前的觀光景點形成了一種有趣的遙相輝映,同樣的一段歷史,同樣的一個空間,4點前和4點後蘊含著兩種表述,可以指向過去,也能指向當下和未來,既是緬懷,也是新的創意。

如同一個沒有故事的產品無法成為爆款,而一個沒有神話的城市也毫無魅力。在都市更新中文化就是為了創造那一個個的神話奇跡,從而完成各種管道的消費。後現代的城市不斷地在尋覓自己前現代的故事,重新包裝、再次形塑,或者無中生有地打造自己無數個新的神話,小到街頭巷尾的小食店,大到全城的當代藝術節。城市的景觀,前現代的神話就如此被當代藝術給挖掘出來,並充滿趣味地構成一個新層面的演繹,並吸引著一批新的文化觀光客們。

三、策展簡史——走向公眾的當代藝術

1997年德國藝術史家Claudia Büttner就出版了她對於公共藝術的研究專輯《藝術走向公眾》(Art goes Public),描述了20世紀中葉是歐洲藝術展示方式的轉型。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60年代造成了一種新的展覽模式——主題性和藝術史導向的展覽成為了主流。它區別于之前大量的藝術展賣會,總是以某種主題規劃藝術品的選擇和展示方式。如何呈現成為了一個要點,因此這也導致策展人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藝術家負責變廢為寶的作品生產,策展人選擇藝術家,使得無名者帶著他的神話進入公眾。這時作品將在展示空間中被加持為藝術品,同時各種藝術品互相連結又被統攝到一台有著固定名稱的大型戲劇之中。

上世紀70年代開始到80年代,藝術同樣經歷了今天在中國發生的美術館擴張現象,更多的美術館被建造起來,並配合著更多的展覽和對於文化內容的需求,藝術家和策展人都在這個領域看到了無限的希望。80年代成為了西方藝術市場的淘金年代。在西方國家中經濟增長依傍著文化工業的繁榮,德國活動家Hilmar Hoffman的回應非常及時,藝術應該離開精英,走進大眾,從而成為大眾消費的一部分。同樣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歐洲,接受美學(Rezeptionsasthetik)也成為了藝術史研究的新方向。如果消費社會成為了基本反思的物件,那麼對於消費者體驗的研究就十分重要。同樣美術館存在的價值也構築于觀展的人數,它們的資金申請也和到訪人數有直接關係。所有的美術館都希望組織一個參觀爆棚的展覽,如何理解和引領觀眾的需求成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所以接受美學當時的出現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消費者體驗研究在藝術史和藝術學上的共鳴。

因此,任性和高傲的藝術家天才越來越受到質疑和嘲笑。藝術作品的好壞在後現代多元化的今天越來越難以判斷,但是觀展人數卻是一個比較容易統計和衡量的資料指標。為此堅守某種虛妄的精英主義已經變得與今天的消費時代格格不入了。Claudia Buttner說:「美術館的主題展越來越演化成為一種受大眾歡迎的娛樂活動。」

在今天的具體策展上,大概分為兩種極端:一種是主題非常明確的策展,整個展覽彌漫著策展人濃重的意識形態,單個藝術作品處於被遮蔽狀態。瑞士的藝術史家和策展人,也是Harald Szeemann的老同事Jean-Christophe Ammann批判說:「主題展是其中最難的。作品幾乎被用於圖示一個主題。對於我來說,好的主題展只有讓我忘記主題才有效。」這一展覽範式最為重要的是提供多方面的文化和歷史資訊,需要觀看者大量的閱讀和耐心地進入對於內容的理解層面,並引發討論,也就是說它更接近一種教育狀態。今年的卡塞爾雙年展大概就偏向這一方向,該方向在另一層面上也非常容易被統合到文化政治的再現裝置上,成為某種藝術工具化的展示。

而另一種方向則是毫無主題,且龐大無序。這次威尼斯雙年展起了一個不知所云的題目「藝術萬歲」(Viva Arte Viva),它便是這種范式的代表。這些展覽一般沒有可以值得深思的主題,也沒有群體結構,更沒有標準的專案規劃,作品大多在一個什麼都無法表達的抽象題目下分裂著、共生著、並置著。它更像一個大型的藝術博覽會,威尼斯和藝術市場的捆綁已經再明顯不過了。筆者與策展人李振華在明斯特相遇,他談起今天夏天的藝術展時說:「可以非常明確地看到策展的兩種反差,卡塞爾用力過猛,而威尼斯卻徹底的漫不經心。」

明斯特不屬於以上的任何一項,它開闢了策展的第三條路——以一座城市的在地性為依傍的公共藝術項目,以一個策展人卡斯帕·柯尼希(Kasper Koenig) 40年的策展生命線索,構成了一個策展史上的神話。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它呢?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呢?

四、浪漫、消費、反思的鐵三角——完美的景觀結構

有時我不禁想問,各種不同的當代藝術展覽大秀和觀光工業的聖地巡禮有什麼差異呢?我們在第一部分所討論過的那種城市和當代藝術的有機結合也已經成為了某種工業化規制。今天藝術進入公共領域、日常空間——藝術的日常化和日常的美學化也成為了某種商業套路。如果我的題目是「向明斯特學習」,那麼我們應該可以向它學習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借助《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的說法:今天文化工業的普遍形態是一種浪漫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有機融合。在這一討論之上,我還想再加一個第三元素——反思批判性。

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浪漫主義非常強調個人性的感受,強調體驗。一方面正是由於科學主義和工業化的祛魅,才需要個人通過多元化體驗使得無意義的、破碎的、被異化的世界再次重新閃閃發光、充滿靈性,以及人和世界的關係再次完整。

消費主義使得浪漫主義的體驗獲得了最為簡便的實現途徑,各種不同的體驗補償了現代生活中的單一和循規蹈矩。而且由於體驗成為了商品,所以絕對安全,沒有絲毫風險,所要付出的代價只有金錢。浪漫主義所追求的整體性意義的重建最後被消費簡化為從體驗到快感的實現。體驗被廣為讚頌和推廣,它成為了抵抗單調現代化日常的口服藥。

那麼當代藝術提供的差異化體驗在其他文化項目如娛樂和觀光產業中也並非讓人陌生。今天文化早已產業化,當代藝術無疑從屬於文化消費,而文化消費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無論它以如何的形態出現,藝術、觀光,還是別的什麼。重要的在於當代藝術總是希望可以提供一種「反思」的維度,從而將自己區別於其他的各項文化消費。雖然今天文化娛樂在不斷的細分上也開始提供這一反思的產品,無論是好萊塢還是韓國娛樂工業都不乏有優秀的作品,相反許多當代藝術卻陷入到對純粹感官的刺激上,以及神話的編織上。

中國現狀和歐洲的區別也正在於第三個元素(反思批判性)是否發達。消費和浪漫主義的結合大多傾向於信仰層面,它往往希望消費者放棄思考,進入到宗教似的迷狂,即所謂粉絲(Fan)。「Fan」一詞來自於「Fanatic」(狂熱份子、盲從者)一詞。思考導向理性,又往往會打開懷疑之門,從而使得消費進程受阻。

但所有的人都有某種超越性傾向,只是程度有別。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皮科·德拉·米蘭朵拉在《論人的尊嚴》》(Oratiode hominis dignitate,1486)中認為,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雜交,是一個不定項,他可以自我抉擇成為魔鬼或者天使。後來康得所謂的人的自由和反思便可以追溯到皮科對於人的重新定位——一個可以「環顧自我和這個世上之萬物者」,他可以抉擇「自己為何種存在」,即反思的自由。

文化和藝術領域中的反思批判正實現了這一超越性訴求。同時它在整個大系統中其實又補償了消費主義帶來的反智性,使得啟蒙所激發的智性,以及個體對於自由的嚮往可以在一種被封閉的反思遊戲中完成。反思和批判被限定在一種藝術文化體制的獨特領域中,它們成為了另一種更為曲折和高級的文化消費品,從而作為補償維持著總體性工業化日常秩序的運轉。

這一套反思性的消費機制往往在中國還處於缺失狀態,而就我的經驗來看,對於它的需求其實極其旺盛。在歐洲以及西方的文化圈中反思成為了一種消費品的供給,它非常有機地從屬於一整套生命政治的控管手段。浪漫、消費、反思所構成的一鐵三角能夠消解一切的出軌和反抗。我們可以在明斯特學習到什麼呢?正是這三項的有效結合:美麗的小城,浪漫主義的神秘過往,體驗性十足的互動參觀,擁有社會批判和指涉的公共藝術作品。在互相有機的融合中,它們間構築了一套完美的景觀結構。

圖01-02:艾謝‧艾克曼《在水中》。攝影 Roman Mensing。

圖03-04:Pierre Huyghe,《生活在後》(After ALife Ahead)。

圖05-07:Jeremy Deller,《和大地說話,它將向你訴說》,(2007-2017)。

圖08-09:田中功起《如何共同生活》。

圖10-11:CAMP,《矩陣》,明斯特城市劇院。

圖12:Cosima von Bonin & Tom Burr《Benz Bonin Burr》。

圖13:Tom Burr個展《自我的剩餘》(Surplus of Myself)。

圖14:Alexandra Pirici,《滲透的場域》(Leaking Territories) (2017)。

圖15-16:Nairy Baghramian作品《Beliebte Stellen Privileged Points》。

圖17:Andreas Bunte《實驗生活》(Laboratory Life)。

圖18-19:Aram Bartholl《3V》。

圖20:Aram Barthol《12 V》。